胡青:美术组同样是战斗的小分队
胡青,1942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七队”,1949进入华南文工团,1953进入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至退休。
“抗宣一队”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队第一队”,1938年7月在武昌昙华林成立,1941年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七队”(以下简称“七队”),下设文学、歌咏、美术、戏剧4个组。
我们七队的美术小组由一批爱好美术的青年组成,刘建庵是我们的老大哥。我1942年参队,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四游行工作队(儿童队)转到队里来的,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入队后才开始接触美术。这批朴素的青少年以爱国主义革命热情,在抗战中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
抗战中,七队美术组是一个战斗的小分队。美术组不单是在残垣断壁上挥写大标语、画大壁画的能手,也是在街头画廊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独立的美术尖兵。在戏剧宣传方面,我们还是一群实干、苦干、创造性强的舞台美术战士。我们担任了大型歌剧《军民进行曲》《农村曲》、多幕话剧《家》等剧目的各种舞台工作,还在剧目里扮演角色。我在话剧《家》中饰演四妹淑贞,在歌剧《农村曲》中饰演孤儿。当时我身材瘦小、童音单薄,但演出充满激情,常常引起观众的同情。
当时的形势要求我们勤学苦练,一专多能,学会少花钱多办事。歌剧《农村曲》狗娃子家的草棚是装置组的同志用稻草编、用黄泥浆刷成的。大树是临时砍的树枝,台阶是箱子搭的,上面铺上涂过黄泥浆的旧景布,屋后用几张长板凳歪歪斜斜搭起来,再用旧幕布或旧麻袋披上,便成了峰峦起伏的大山。
1943年以后,队里开始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方法,表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布景的要求也高了,但经费并没增加。记得在曲江制作话剧《法西斯细菌》的布景时,要表现香港大酒家的高级客厅,不能再用黄泥和红土了,我们就用石灰水加品绿染料,刷出苹果绿的富贵典雅的大客厅。当时,七队的专业灯光设计只有孙天秩一人,我们的器材又极差,只有几个十分陈旧的单镜头聚光灯和几个黑头聚光灯泡。我们像对待宝贝一样,使用后用破棉絮缠了又缠,生怕震坏了。变压器是不可能有的,买不起,流动时也带不动。为了增强灯光气氛变化,我们使用粗毛竹筒通过盐水导电的距离控制光的明暗度,加上手拉提线的换色片,可以随着戏剧情节的变化,创造合适的舞台气氛。这在战火弥漫的艰苦岁月已足够引人入胜了。
为演出做宣传也是我们美术组的任务。我们千方百计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七队来演新戏的消息。记得1943年,话剧《家》首次公演,我们钉制了几十个小木框,两面糊上红纸,用白纸剪贴几十个家字,写上演出地点、时间。深夜,我们顺着街道把做好的小木框广告钉在一根根电线杆上,像节日的彩旗,一溜红色,很引人注目,也很有特色。在引向剧场的街口,再安装一个100厘米乘150厘米的大型五彩灯光《家》的布景模型,非常吸引群众。
七队美术组的同志对舞台六行——布景、灯光、道具、服装、效果、化妆,基本上都能拿得起来,锯木头、钉景片、拉电线、接灯头、裁衣服,哪里需要哪里去。我的爱人齐牧冬常常被邀请担任专人的性格化装师,如日伪汉奸、流浪的孤儿等。
七队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但因为人少,分工是职责上的分工,不管演员、舞台工作,甚至前台事务,谁不在台上演戏都得参加。总之,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一定做好。
1942年至1945年,七队在湘、桂、粤地区流动宣传。每到一地,我们在街头、车站及演出场地举行流动画展。我们拿出事先用布画好的宣传画幅,有单张的,也有连环画,把画幅用绳子连结起来,悬挂在电线杆和树干上,有时挂在剧场内展览,同时开展口头宣传。展览作品早期以临摹别人在报刊上发表的抗日作品为主,后期展览的画幅中才逐渐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创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认识到美术宣传的重要性,认识到如果不掌握绘画的基本技术,就搞不好美术宣传,因此我们抓紧一切时间、机会学习绘画技巧。我们趁经常流动演出的机会,向搞美术的前辈和同行学习请教,参观他们的作品展览。在郴州、坪石、桂林,我们多次参观符罗飞等画家的画展。在桂林时,请桂林美专老师给我们作石膏素描示范。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只能依靠零碎时间的积累,不断地虚心请教学习。1945年冬在梅县,我们第一次举行了“抗日胜利画展”,展览中的作品全部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包括速写、素描、水彩习作、政治漫画和连环宣传画。这次画展得到了群众和同志们的肯定,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时间:2020年9月4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统筹:刘淼 参与采写:刘淼、于帆、程佳 实习记者:李荣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