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来,那一道道未曾愈合的伤口 ——访侵华日军细菌战浙江丽水部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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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者傅君华(右一)正在向人们讲述当年感染患病的经过,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近些、近些、再近些!”我在心里鼓励着自己。当我的相机镜头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由远渐渐拉近,当侵华日军受害者把包裹伤口的纱布一层层揭开,那血肉模糊的腿脚完全暴露出来时,我的心一阵战栗,就在此时,一位前来观看的女邻居捂着嘴“哇……哇……”地吐着跑了出去。
日前,记者在“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者协会(筹)”会长庄启俭的陪同下,面对面采访了6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和两名亲属,受害者大多80多岁,很多事已经淡忘,但那段惨痛的经历他们至今仍历历在目。七十多年来,那就像一场黑色的梦魇折磨着他们,让人透不过气来。也许是他们有的不愿再过多提及当年的遭遇,叙述的往事有些“支离破碎”,但从他们简短的描述中,也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72年来受到的来自身体和心灵上双重的严重创伤,那一道道未曾愈合的伤口就是证明。
浙江省丽水市档案局馆长陈鸿斌对记者说:“我们从去年8月份开始,紧急启动了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工作,开始为全市范围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现有幸存者建立档案,进行图片和口述历史影像的采集整理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引起更多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让每个中华儿女牢记历史,不忘耻辱。”
“心中的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
傅君华感染细菌的伤口
记者见到的第一位受害者傅君华,今年83岁,他腿上溃烂的程度最严重,文章开头描写的那一幕就是见到他的伤口的情景。谈到当年因何患此病症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无奈和愤恨,他回忆到:“当年年龄很小,我在碧湖镇给人家当放牛娃,有一天,我正在放牛时被日本兵抓去了,我们这批被抓去的共五六个人,有老有小,大家被关在一个小屋里,后来在放风时,由于我小,他们不太注意,我就趁机藏在了屋外的柴堆里,快天亮时我摸索着逃了出去,当我怀着十分害怕的心情跑到亲戚家时,听说他们也被抓的抓,杀的杀,逃的逃,一个人也没有了,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儿,后来就一边打短工一边逃,最后逃到现在所在的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麻铺村时就解放了,政府给分了房和田,于是我就在此落脚了。当年逃出一段时间后,由于感染了日军散播的细菌,腿上开始起泡,后来就烂开了,我当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能自己采些草药治疗,开始时好时坏,中间也曾住院专门治疗,可根治不了,而且烂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叹了口气,接着对记者说道:“我对侵华日军恨之入骨,心中的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感觉有口气闷在心里出不来,是他们害了我的一生,如果没这个病,我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得多。”说到这里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把我们送出家门,当我们走出很远时,我回头看去,他单薄的身躯还站在那里,在那条窄窄的小巷里,他看上去是那样瘦小而孤独。于是,他的伤口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父辈的痛我能感同身受
梁苏英是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者协会里的一名成员,她给记者讲述了其父辈所遇到的灾难:“我的爷爷奶奶在世时,家里人丁兴旺,共11口人,三代同堂,我有两个伯伯,四个姑姑,我爸最小,还有奶奶的父母也住在一起,那时我们家条件还不错,我父亲叫梁水祥,他还上过学,家里住的是大房子,全家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后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家11口人,其中10个人在一个月内因感染了日军投放的鼠疫病菌相继去世,当时我最小的一个姑姑才出生几天,她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就死掉了,最后只剩下我奶奶和父亲时,奶奶的一个姐姐过来看望,她在我奶奶家吃饭时,碗用开水烫了又烫,可回家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奶奶也相继离开了人世,我父亲在床上昏睡了几天几夜醒来后,就成了一个孤儿。听父亲说那个病传染得很快,得了病身体会忽冷忽热,请来给爷爷治病的医生回家后当晚就死了,接着来我家帮忙和奔丧的人99%也相继去世。父亲在晚年病情愈发严重,经常对我们说,侵华日军太坏了,如果见到他们,我会咬死他们,对他们恨死了。他还说,我奶奶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田里干活,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了一下没死,那个日本兵就用弄弯了的刺刀尖,再次刺进受害者肚子里,把肠子拉出来,挂在牛身上,最后被牛活活拖死了,这都是发生在我们天宁寺村的真事,很多人当年都亲眼所见。我退休后当了志愿者,也曾去过日本东京,起诉过侵华日军当年犯下的罪行,虽然结果不令人满意,但为了我们的父辈,我会一直努力的,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会让父亲感到欣慰的。”在采访过程中,梁女士几度哽咽,她最后对记者说,虽然她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那些事,但从小就听父辈们讲述,父辈的痛我能感同身受,这痛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是侵华日军害了我一辈子”
现年80岁的张鹤云现在住在遂昌县妙高镇平昌村,听说记者来采访他非常激动,他对记者说:“那是1942年,日本兵来后,我们就在山上呆了一个月,有一天中午,表叔看我们几个小孩饿得没东西吃,就下去想办法给我们煮粥,粥刚煮好,有三四个日本兵带着已抓的四五个人就来了,因捆绑我表叔时没了绳子,另一个日本兵出去找绳子,此时只有一个日本兵在我表叔背后反压着他的双手,那时我表叔二十几岁,有力气,也很勇敢,他一用力就挣脱开了,那个日本兵就用刺刀向他刺去,他一闪,刺刀刺穿了他的衣服,表叔拿起刚煮好的粥向日本兵泼去,趁日本兵没反应过来,我表叔就跑到院中踩着柴草翻墙跑了,逃过一劫。日本兵走后,我们下山时,看到好多房子被烧掉了,没过几天很多人被细菌感染,相继死去。日本兵真是坏透了!我1951年考上江山师范,1954年参加工作,在城关小学教书,1962年因脚烂得太严重回了家,要不然我会一直教书的,是侵华日军害了我一辈子。”讲完这些,他布满血丝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是一场不愿提起的噩梦
现住遂昌县妙高街道金溪村的叶关浩今年89岁,虽然他的记忆已不太完整,但他还是给记者讲了一些当年的情况:“我当年十五六岁,父亲去世后,就去帮人家放牛,当时是在一个叫金岸农场的地方,有一天,我到水田中去赶牛时感染上了细菌,回来就发高烧,腿上又肿又痒,当时看见日本兵走过来,我趴在草丛里躲藏着才逃过,当时日本兵杀人抓人是常事。”他的家人告诉记者,老人现在就能记起这些,他不愿再提起日本兵,可能那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吧。
“当初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病与侵华日军有关”
钟林凤住在遂昌县庄山村马水岭的一个山坳里,今年89岁,由于脚烂得严重,很多时候只能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因为她表达不太清晰,她的二儿子雷华荣简单向记者介绍了他母亲的情况:“从我们记事起就看见母亲的腿脚是烂的,最严重的时候骨头都能看到,疼的时候晚上能听到母亲痛苦的呻吟,当年的具体情况母亲很少提起。我们也去了很多医院治疗过,都没什么太大效果,父亲1984年去世后,母亲在精神上更加孤单了,当初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病与侵华日军有关。”记者走出那山坳下的小土房回头看时,老人依旧坐在门口一动不动,这么多年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她的眼神充满了哀怨与无奈。
“真是恨死这些日本兵了”
现年87岁的叶阿庭现住在遂昌县妙高镇二都街村,他见到记者激动地说道:“我当年14岁,日本兵来的时候我们就躲到山上去了,日本人走后,我们村里的房子被日本兵烧了很多,好多人下山后都得了病,腿又肿又痒,后来就烂了起来,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和日军投放的细菌有关。六七年前我还做过一次植皮手术,但后来又烂掉了,这么多年太痛苦了,真是恨死这些日本兵了。”说这句话时,记者发现老人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这一辈子所受的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现住丽水遂昌县的叶康见到记者,讲起了自己的情况:“我今年87岁,原籍在松阳县古市镇,日本人来时我们躲在山上,当时飞机很多,有时还射击,日本人走后我跑回家看情况,发现米缸里都是大便,锅里还有小便,他们真是坏透了。后来村里很多人像我一样得了烂脚病,听说是日本人把细菌弄到草叶上的,我们感染后一般开始是小红点,紧接着就会肿起来,我的腿有一年多烂得最厉害,当时没办法,只能用茶叶水和盐水洗,再用红薯叶捣碎敷在上面进行治疗,虽然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但这一辈子所受的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为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者讨公道的这份工作我是不会停止的”
“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者协会(筹)”会长庄启俭也对记者讲述了其母亲李玉轩的苦难经历:“我母亲今年89岁,患尿毒症正在治疗中。她是1943年在一个教会学校上学时感染上伤寒细菌的,母亲说那时每天下午一两点发热发冷,还便血,开始吃中药治疗,后来到一家教堂办的医院治疗,可能感染不太厉害,后来治好了。母亲有个姐姐也同时被传染上伤寒细菌去世了,母亲说,那时她住在一个叫高井弄的地方,当时城里所有的水井几乎都贴上了封条,听说是日本人投放了细菌。还有我一个祖母是得鼠疫去世的,听父亲说当时她看见一个老鼠从身边跑过去,就感觉腿上不舒服,那时卫生条件不好,一会儿腿上就出现了小肿块,下午三四点发病,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姑母从乡下来奔丧也被感染。1997年我们家族把家谱完善了一下,把被日军投放细菌害死的家族成员都补了上去,并且注明了患病原因,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想这是历史,必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知道我们所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庄启俭还向记者介绍说:“我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对侵华日军当年在丽水犯下罪行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曾先后三次到日本向其政府讨要公道,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也有了部分进展;十多年了,我们这个协会(筹)虽然目前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但也得到了很多企业社团的大力支持,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市受害者讨公道的这份工作我是不会停止的,这是义务,更是责任。”
据浙江丽水市档案局馆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全市共有15764名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现在受害的幸存者仅有142人。庄启俭告诉记者:“日本的细菌部队曾先后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来过丽水,主要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散播的主要细菌有鼠疫、伤寒、副伤寒、炭疽等病菌;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努力做着相关证据的整理和收集工作,我刚于3月17日至23日在日本参加一些活动,又带回来一部分珍贵档案资料,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有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方面的人士加入我们的队伍,来共同把这件事深入做下去,完成历史调查,为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让世人警惕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复活。”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5月5日 总第2604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