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河镇大烧杀
这是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
冲天的火光,明晃的刺刀,喷涌的鲜血,哭喊的人群,成山的尸骨……回忆起当年惨绝人寰的这一幕,目前唯一健在的幸存者、91岁老人黄彪仍瑟瑟发抖,这是缠绕了老人多年的梦魇。
1940年7月30日,侵华日军在崇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竖河镇大烧杀。据《崇明县志》、《竖河乡志》记载,当日,镇上百余民众被无辜杀害。
每年7月30日,竖河镇街上常有人因为买不到豆腐而吵起来,因为家家户户都要烧“庚饭”,祭祀大烧杀死难者。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崇明县在竖河镇大烧杀遗址处,新建“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7月30日正式开馆。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竖河镇大烧杀幸存者的后人一轮轮接力调查、求证,齐心补齐那些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单。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竖河镇的居民走上了民间收藏家之路,到处搜寻这段历史留下的印记。
这是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从政府到民间,从镇里到村民,大家用各自的方式、视角去纪念这次历史事件,文物、图片、文字、影像、沙盘等都被运用起来还原历史,警示后人牢记历史,勿忘过去。
幸存者
没人站出来指认游击队
几百米长的竖河老街,呈东西走向。断瓦残垣间,依稀能瞧出当年繁盛的影子。
黄彪老人居住的房屋,离老街不远。“当年,镇上有米行、典当、布庄、药店、染布店以及多家南货店、京货店、饭店、栈房等,我父亲就在街上开了一家‘天阳斋茶食店’,卖糕点等杂货,我常去那里打杂。”
75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境,黄彪依然历历在目。他是竖新镇竖新村11队村民,竖河镇大烧杀目前唯一健在的幸存者。虽腿脚不便、脊背略有佝偻,但老人头脑却很清晰。
1940年7月30日早上8时,竖河镇早市还未散尽,街道店铺生意红火,顾客络绎不绝。16岁的黄彪正在街头玩耍,突然来了一支日军部队,分乘两辆军车迅速扑到镇的东市梢。“我当时在一家羊肉店门口,一个日本人把我叫去镇上开会。”
黄彪被驱赶到街北面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空地上已站满了人,“粗粗估算了下,差不多200多人,都是镇上的商铺店主、小贩、顾客和居民,几乎都是男性。”
“日本队长要大家说出民众自卫队,也就是游击队,不说出来就枪毙。镇上有个人叫詹锦云,蛮活络的,他对日本人说,‘游击队,游东击西,我们老百姓哪里知道他们在哪里?’他旁边的鬼子瞪起大眼,一刺刀向他胸口扎去,他倒在了血泊中。”
这个场景,正是纪念馆展出的大烧杀连环画中的惊心一幕。当时,日军首领新井狂叫:“今天不说出游击队,像他统统的刺拉刺拉(枪毙)……”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叫胡邦兴的人,说自己是上海人,来崇明竖河镇走亲戚,出示了“良民证”,日本人放了他出去,于是有“良民证”的四五十人,侥幸地跟着出去了。七十多岁的张浩江走出来说:“我也有良民证,我去家里拿。”鬼子不同意,张老伯坚持要回家拿,鬼子一刺刀戮进他的肚子,张老伯紧握刺刀与之搏斗,鬼子将刺刀猛一抽,张老伯八个指头顿时切断,倒在地上。
“我也有良民证,但不在身上。”黄彪回忆,“日本士兵枪都拿在手里,有两挺机关枪,我点过,一共24个日本人。”当时,庙里的吴少峰和尚拼命念经,想感动鬼子,背后却被捅了一刀吐血而亡。人群中个子最高大的秦祥宝,镇上人叫他“双料头人”,鬼子说他就是游击队员,把他拖出来,当场杀死。
但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几位村民被杀后,没有人站出来指认游击队员。
“鬼子就把我们从院子赶进屋里,一半赶进礼堂,一半赶进礼堂两边两间小庙屋,我被关在东边一排最南一间。日本士兵堵住门口用机枪狠命扫射。”
黄彪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恐惧:“我有个寄公(舅公)叫朱川荣,背上的血哗哗哗飞溅在我身上,我扑倒在地上。日本人开枪后,又用刺刀一个个戳过去,我幸好没被戳到。”
扫射过后,日本士兵把庙门口一间空房内的麦秸秆丢进屋,点火焚烧整座庙宇。“满屋子烟雾,窗边有张凳子,我就爬上去,跳窗出去。”
此时,三间庙屋内的余生者都挣扎爬起,砸窗口,钻墙洞,几个从南边钻出来的村民遭鬼子追杀;黄彪是从北边逃出的,那里是一片芦苇荡,他先进入芦苇荡,再淌过庙沟。“子弹飞射,火光冲天。我险被子弹击中,沿着一条小河,在芦苇的掩护下,逃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到天黑,才偷偷回到小街上。”
“在街上,我看到一个村民扶着墙挣扎着走,肚肠都淌出来。庙内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活着的人伤痕累累。”这凄惨一幕,深深烙刻在黄彪年少的心里。
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大烧杀后,又回到镇上,沿街挨家挨户点火焚烧,整条街市陷入一片火海中。竖河镇大烧杀殃及18个村庄,被日军焚毁的商行作坊100多家,民房1400多间,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除少数外逃者外,镇上妇孺几乎全部罹难,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镇瞬间化为焦土。
侥幸脱险后,黄彪大病一场,头发脱了一半,全身蜕皮。看着多年苦心经营的商铺全被烧毁,黄彪的父亲精神失常了。“当时我们一家人连替换衣服都没有,家里有两头牛,一头背都烧烂了,另一头挣断绳子跑了。”
当时在场200多人,难道没人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吗?黄彪摇摇头:“镇里不少人知道游击队,但没人说出来。游击队常常在老街上的茶馆开会,我家一个老师傅,手很巧,游击队员的枪坏了,找他修,他绝不收钱。”
调查者
到底有多少死难者、幸存者
纪念馆里有张“抗日三勇士墓标”的黑白老照片,参观者总会多瞧几眼。
崇明文史研究会理事龚家政说起背后的故事。1938年3月18日,日军在海桥港登陆后,向崇明县城进发,突击队的冈村恒彦少尉和白石顺事少尉所部,在东门外寒山寺附近遭到阻击,当时,3名身背十几颗**的义勇壮丁常备队队员击毙日军十余名,而这3名无名勇士最后也壮烈牺牲。
“三勇士”被埋葬在寒山后寺,并竖有一块木位。龚家政告诉记者,据战时日本记者小俣行男记录,这是冈村恒彦所竖的墓碑。
“三勇士”是崇明抗日英雄不屈不挠反抗斗争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英勇赢得日本军官的敬畏,更激起了日军的报复之心。崇明沦陷后,国共合作抗敌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也就是抗日游击队)成立。抗日游击队始终未放弃抵抗,尤以竖新镇等地游击队员活动最为频繁。
“一时间,游击队打得日军人仰马翻,一片恐慌。而当地老百姓常为游击队送去粮食和衣物,招致日寇疯狂报复。”龚家政说。1940年4月,恼羞成怒的日军炮击游击队活跃的崇明中部地区,“一些热水瓶大小的**落在河道田野却没有爆炸。后来,游击队搜集了未爆炸的**,**试验成地雷。”
7月29日,日寇从堡镇出动扫荡游击队,游击队伺机把五个地雷埋在米行镇渡港桥头,炸毁日军军车一辆,炸死炸伤日军二十八人。
这就是当年崇明妇孺皆知的“**改地雷,炸死东洋人”事件。“日军认定爆炸事件是竖河镇一带游击队所为,决定实施最残暴的报复。”
而这次大烧杀,被日军屠杀的同胞究竟是多少?幸存伤残者又究竟有多少?“一直以来,都很难见到令人信服的确切的统计。”龚家政指给记者看纪念馆里的一张长名单,它列出了死亡同胞和幸存者的姓名、年龄及住址,“我们经过好几轮的调查、挖掘、考证,几经幸存者后裔的确认,才形成当前这份名单。”
最早的记录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新光中学季达斌校长曾搞过一项调查,获得了最初一批资料。
龚家政是10年前着手这项调查考证的,他的信源是家住油车桥的宋惠贤老人,也就是他的娘舅。
“我的大外公和舅舅宋惠贤都是大烧杀的亲历者。大烧杀中,鬼子用刺刀穿过一位村民的胸部,舅舅正好压在这位村民身下,刺刀刺进他的脊背,但刀伤不深。逃跑时,他后背中了一枪,趟过一条河,才发现浑身是血。当时他无处可逃,就投奔丈人家,头一次见到未婚妻,竟然是负伤逃命而来。”
舅舅向他回忆了不少场景,城隍庙内大屠杀后,鬼子又回到镇上,抢劫商家货物。来不及逃避,沈顺余、沈鸣九父子当即被杀,张龙西被刺数刀,滚入粪坑,捞起后刀口感染,痛苦难忍,投河自杀。
“舅舅估算当时死了90多人,但他也只回忆出四五十个遇难者名字,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确定。”龚家政说,宋惠贤活到2006年,当时已85岁,根据他的记忆,他理出了40多人的死难者和部分幸存者名单。
名单不全,幸存者的回忆屡有偏差。竖新镇文广站退休人员施乐平接过了调查之棒。
施乐平的祖父施慰慈,当时和黄彪一家是邻居,也是竖河镇大烧杀的亲历者。“我祖父当年48岁,他被日军刺刀刺了三刀,手腕一刀、脚上一刀,肚子一刀。我父亲施忠元也在场,他手上中了一刀。”
“枪弹烟雾中,祖父和父亲翻过废砖废瓦,趟过沟,穿到玉米地,最后逃出来。小时候,他们经常提起这段历史。”施乐平说,去年,镇上打算建纪念馆,展开相关调查,他参与了这个死难者名单调查项目。
据幸存者回忆,有个死难者叫蒋和尚。“我找到他的儿子,可他儿子从来没听到父亲提起此事,根据他提供的年龄,我估算了下,当时蒋和尚才三四岁,年龄不对,他的名字就划掉了。”
听人说,时桥村6队有位叫包龙虎的村民当时被赶进庙里,可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施乐平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他的儿子,确认了包龙虎也是死难者。有人回忆,老街上的说书人也被赶进了庙里,可下落不明,“我就循着蛛丝马迹调查到这个人,原来他躺在死人堆,用鲜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装死,后乘乱逃出。”
那次大烧杀中,有个叫“成龙”的杂货店伙计抱着一位3岁小女孩,这个女孩名叫玉兰,是杂货店老板沈景的女儿。当时,成龙向日军说孩子是女的,要送她回去,日本人用枪托当即把孩子砸死了。可这个伙计后来怎么样,说法不一。
施乐平决定查下去,“不少老人回忆,成龙被杀了。但沈景的大儿子告诉我,解放后他碰到过此人。他提供了一条线索,成龙在堡镇供销社退休,于是我赶到当地查找成龙,却没查到这个名字”。
“后来听说这位伙计的儿子是竖新镇跃进村人,我就千方百计找到他儿子。原来,他父亲当年正是沈景杂货店的伙计,后来逃出来了,但真名不叫成龙,而叫吴成达。”
目前,这份名单死难者公布96人,幸存者27人。“当时逃脱鬼子的魔爪,计有四十余人,但知道姓名的目前只有27人。我还会继续调查下去。”施乐平说。
收藏者
材料越多,这段历史就越真实可触
“你看,这是什么样的眼神?”周雄凯指着日本画报上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这幅照片我盯着看了无数遍,我想从他的眼神中读出,当时他在想什么?”
周雄凯是竖新镇跃进村村民,从事家电维修行业,也是热衷于这段历史的民间收藏者。他家距离竖河大烧杀遗址仅有50米不到,从小他就听爷爷描述当年的情景。
竖河大烧杀那天,到处是机枪声和哭喊声,由于前几天有风雨,大片倒伏的高粱遮挡了道路,这才让周家宅幸免于难。但周雄凯的一位亲人却罹难。日寇离开后,爷爷从废墟中捡拾了几枚子弹壳,带回家用手帕包裹起来。
爷爷去世后,这几枚子弹壳就到了周雄凯手中。2000年前后,他开始一门心思收集起抗战题材的藏品,小到一张所谓“良民证”,大到几十斤重的炮弹,他走街串巷,把他认为有价值的藏品悉数收集,至今藏品已不下千余件。
周雄凯家底楼的大厅摆满了各种藏品,“我迫切地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我想知道凶手长的样子,游击队是怎么反抗的,居民怎么支持游击队,这些材料越多,这段历史就越真实可触……”
在他的藏品中,有两把他从崇明乡间收来的锯子,却与普通人家中用的不同。周雄凯解释,这两把锯子是典型的日本工艺,当年崇明岛上的日军就用这种锯子,锯掉许多八仙桌的四个桌腿,改成“榻榻米”用。周雄凯展示了几个印有“宣抚班”字样的**袋,这是10多年前他用一台影碟机从一位老人手中换来的。宣抚班是当时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如今,这两把依旧锋利无比的锯子,这个**袋,都成了日军侵华的铁证。
据一份汉奸供词,制造竖河大烧杀的主谋有5个,其中4个,周雄凯通过查阅中日双方的资料了解了其人其事,唯独一个叫“施亚”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资料。他花一年多时间查阅大量史料,依旧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儿子翻阅材料时,调皮地用崇明话念日本人的名字,周雄凯如醍醐灌顶,“施亚”不就是用崇明话读“矢野”吗?后再查阅资料,初步可以肯定“施亚”正是“矢野长雄”——驻沪日军的一位参谋。
他拿起一件斑驳的古铜色号子,“这是崇明抗日游击队用的军号”。当时,流传一首《小麦叶子青又青》的抗日童谣,里面提到抗日游击队使用的“土地雷”。周雄凯的藏品中就有出自崇明的“土地雷”。他说,从竖新镇各地发现了大量武器弹药,足以证明当年这里曾是抗日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
为了得到藏品,他有时不惜倾囊而出,周雄凯的父亲为此有些埋怨。但周雄凯从没后悔。“有次我开车送4个高中生去县城,听他们聊起日本,就问,‘你们知道70多年前日本人来过崇明吗?’有说投资,有说旅游,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日军侵华的历史。”
这事让周雄凯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崇明的抗日游击队那么英勇活跃,村民那么支持游击队,也因此招致日寇残忍报复。想到我们每天生活的家园曾经被践踏过,就感觉是一种耻辱,而忘记这段历史,等于是一种背叛”。
在家里,他常会找出一枚日军炮弹弹壳,放在儿子的书桌上,给儿子讲起抗日故事。“今后,我可能也会搞个收藏展,作为竖河镇居民,我想通过实实在在的展品,让人们感受到一段更感性和更细节化的历史。在你生活的故乡,谁来过了,杀害了谁,为什么要烧杀。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