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光景，日本军人已经在嵊县县城扔了炸弹，炸死了很多人，炸毁了许多房屋。我当时14岁，在县城附近讨饭，家在县城附近的桥里村，父亲是脚夫，母亲给别人做奶娘，下有一个弟弟，父亲和我弟弟两个人栖身在城南的天心寺内，在县城天天能看到一些学生在游行做抗日演讲，我便下定了打日本鬼子的决心。
10月底，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第十六师特务连路过嵊县，驻扎在城外一带，每天上课，练枪练刀。一天，特务连支起了行军锅做饭，我便主动帮忙洗刷、烧火。他们对我很热情，把剩菜剩饭给我吃。我顺便讨点锅巴里的饭菜，拿给父亲和弟弟吃。12月，听说部队要去攻打上海的日军，我便偷偷爬上车，当时只晓得跟着部队有饭吃。当时是晚上九点出发，到达上海是第二天九点，在集合队伍时，特务连连长李飞鹏发现了我，便问是怎么回事，司务长认出我是在嵊县帮过忙的小要饭。当时有很多人说要把我丢下，我当时趴在地上拼命哭，哀求不要丢下我，李连长见我可怜，就让我在炊事班干活。
刚到上海，在隆隆炮声中，我们部队就上了战场，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每天都有很多伤员及死尸被抬下来。当时丢弃的大刀很多，李连长给了我一把，我便上了战场。在战场上根本看不见日本人，飞机和兵舰上的炮弹如雨落下，我便吓昏过去。部队清扫战场时，有人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时，才知道我还活着。李连长见我还活着，便叫我当号兵，让我把年龄改成十八岁，部队都叫我“矮十八”。过了半个月，部队接到命令参加安徽芜湖会战，就每天急行军120里，我草鞋破了，鲜血淋漓，实在走不动，倒在路边哭，炊事班的战士轮流背着我。一次，李连长和战士们把我放在行军锅里抬着走，半路上我掉了下来。晚上睡觉时，天很冷，连长让我抱着他的胸口睡，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便暗暗下定决定，一心一意跟着李连长走。
有一天，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命令所有部队集合，并进行训话。我在高音喇叭中听到十六师有两个团逃到新四军去了，顾祝同当场枪毙了十六师师长何平，并命令剩余的部队开到江西上饶整编。李连长一看情况不妙，便带着特务连往浙江方向撤退，当时跟着我们连的还有辎重营、卫生队等士兵四百多人。我们部队到达上虞被曹娥江挡住，对岸的守军要让我们缴枪，李连长便叫我跟他一起去与对岸守军谈判，商谈投靠事宜。对方架上机关枪，命令我们不许携带武器前去。李连长想了一会儿，把两盒子枪的盒子绑在我的背上，他自己光着膀子，一只手摇着一条白毛巾，经过桥梁向对方走去，我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也是两手空空的。到了对岸，李连长发觉对方要动手杀我们，便从我背后快速拔出枪撂倒了几个，我一急也拔出枪来一阵乱射，竟也放倒了几个。就这样，我们部队顺利过了曹娥江，一路往余姚、宁波方向奔跑，碰到追、堵的我们就打。到达镇海时，我们部队全部人员都在，尚有三百多人，分驻在大榭、金塘、台山、陆横等几个小岛上。
有一次，李队长在大会上说：“我们都是土匪出身，你善我善，你恶我更恶!打家劫舍勇者胜、恶者胜!”当时沈家门已被日军占领，我们没有粮食就向当地的维持会派粮。一天晚上，排长和我等十个人分乘三只小艇去攻打沈家门的日军，上岛后得知日军有一百多号人。
当地武工队员透露说港口外停有一艘从青岛运往广州的日本舰，装有面粉，这两天在避台风，船上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和七个中国人，消息是两个中国船员在岛上喝酒时吐露的。李连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听说有粮食，便强烈要求去抢夺，排长说不能违反军纪。我一定要一个人驾船去抢，排长没办法只得同意。我们悄悄地靠到了日军大船边，可船舷很高，怎么也爬不上去，又不能发出很大响声。
月黑风大，海浪打来，我们的小船撞到日本铁船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真是惊心动魄。一旦被日本鬼子发现，瞬间我们会在枪声中被风浪淹没。我打肿脸充胖子，故作镇静，鼓励大家顽强到底。敌船又那么高大，我们怎么上去呢?我看大浪一高一下，串了几次都搭不着敌船。战士们就将我抱着，乘着浪高的时候用力一抛，我乘机稳稳地抓到了敌船的边沿。
我爬上敌船悄悄探上头一看，有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在放哨，边上的探照灯一闪一闪，扫来扫去。我咬紧牙关悄无声息爬上去，偷偷拔出驳壳枪一梭子，就把两个哨兵打死。紧接着，一个日本鬼子端着三八步枪从船舱下面跑上来，我又一枪把他打倒，便守在船舱口，冒出一个打倒一个。由于船舱出口小，日本鬼子冲不出来，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里面的日本鬼子急得嗷嗷乱叫。
我也吓得浑身哆嗦，日本鬼子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只要他们冲出几个人的话，我就没命了。这艘船是运输的铁船，驾驶舱有两层高，下面一层有进入船舱的门，可能是躲避海中风浪的原因，不大。装货时，甲板上面有可以拉开的横向舱门，装载时可以使用吊车装载。但是，平时横向舱门是不开的。因此，守住这个舱门，不让日本鬼子冲出来，我就能活命。急中生智，我就往舱里扔手榴弹，一共打死十个日本鬼子，还有三个鬼子尸体被我扔到海里去。此时，战友们如果不上来，我必死无疑，因为我发现三颗手榴弹、20发手枪子弹都打完了!就在这个时候，排长爬了上来，端着机关枪往舱下一阵猛扫，又放倒了三个鬼子。不久，我们感觉到周围安静了下来，便下舱检查，发现上、中、下三大舱堆满白面粉，七个中国船员躲在一个角落里。我们便指挥着船开往泉山方向，开到西周港口。第二天潮水退后，船停下了，排长带人回去通知李连长来拿面粉，我留下看管面粉。
这艘日本船的船老大是日本人，他总是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左右比划，意思是“别杀我”，我们对他比划着说“你他妈的老老实实，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不杀你”。
潮水已涨，李连长闻讯后带来两百多人，将三大舱的面粉背了两天。原十六师副师长苏本善驻扎在镇海县柴桥河头村，得悉我们的连队原来是他特务连李飞鹏的部队，就命令自己的部队和河头老百姓一起来运面粉。
为了安全起见，苏本善与李连长商定，将面粉运到天童寺去。因为那里三面环山，山顶上是张家山，有300多户人家。有个团长(湖南人)在天童寺出家做了和尚，他发动了几十个和尚把面粉运到了天童寺。李连长带了部队先进驻寺里，不久驻到张家山，住了三个月。1941年11月，苏本善把我们部队派到象山县驻防，他当了象山县长。我们部队被编为象山县自卫队第三大队，我被编在第三中队，驻防在西周栲树岭、下沈官山等地。栲树岭村有十多户人家，中队部驻在一个农户家里。我们驻在山岗，挖了4只战壕，60公分深，每4人守一只，用竹竿作支架，用柴草树皮作为遮掩物，以挡风雨。穿的是破旧的衣服，盖的是破旧的毯子，每天吃的是两顿饭，但战士们抗日的热情高涨，纪律严明，不随便拿农民的东西，不随便吃住在农民家里。在那里长达半年的战斗、生活中，我多次前去茅洋摸哨杀敌，表现勇敢，中队将我的名字惠泉改为友忠。一次，我们部队在丹城附近黄土岭与日本鬼子厮杀一整夜，日军火力很猛，我的大腿被击中，不能站立，献血直流。我就卧在地上用步枪射击，打死了三个日本鬼子。战斗结束后，我到西周土桥一个土医生家里养伤。伤愈后在土桥一座庙里参加军士训练班，两个月后调到下沈、官山新兵训练队，我为训练队教练，后调至箬平岗、柴溪界牌岭驻守。在界牌岭，我认识了一位在庙里教书的先生，是新昌人，叫吴旭初。平时，他跟我很讲得来，有时一起在海边捡蛤蛎，一边跟我讲一些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事。他偷偷向我透露，他是四明山五支队的一位指导员，让我带几号人到四明山去，后来还要求我举拳头参加共产党。部队里的人都称他“烂膏药”，叫我不要相信他，加上李连长对我恩重如山，我觉得不能这么做，便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李连长被象山县长苏本善用迷药药昏后送到上面去审判，原因是当年何平师长被枪毙后，他曾经率领特务连逃跑。我执意要为李连长报仇，但被排长死死劝住。
后来，我们部队在天台被浙江保安司令竺明涛收编为浙保第三纵队，纵队长叫杨学涔，那一年我十八岁，我被分到仙居的军队训练学习，三个月后被分到三纵队特务连当搜索兵，我十九岁时升为副排长。不久，部队开到嵊县谷来这一带，严密监视绍兴和嵊县城里鬼子的动向，我们在附近的山头上都放有排哨。
1945年8月中旬，得知日本人投降，我们部队接到命令要到绍兴城里去受降日军。我隐约记得在下大路的一个大院子里，我们部队四处警戒，在屋顶四周架起机关枪，2000名日本鬼子非常有纪律，把三八枪、手榴弹、钢盔、武装带、子弹盒整整齐齐放在院子中央，然后按照小队、中队立正站好，举行了受降仪式。
到1945年底，接到命令，部队解散，军官都要退役，我被分配到余姚一个盐场当盐兵，看护盐场的有十来个人。一次，吴旭初又找到了我，鼓动我加入四明山五支队，跟共产党走。在他的带领下，我带领十多人、几条枪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五支队。从此，我开始了新的战斗岁月。(施友忠口述 吕国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