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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湾汉简:汉代西北边塞历史最后一块“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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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湾汉简》,这本由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主持整理、中西书局新近出版的8开大书,是对1986年秋甘肃地湾遗址出土汉简的系统刊布。
 
  30多年过去,物是人非,情怀依旧,当初带队考古发掘的岳邦湖、吴骧和任步云三位先生,已经作古。学者们持续努力,聚沙成塔,汇成《地湾汉简》,既是对厚重历史的梳理,亦是对勤苦为学的致敬。
 
  作为甘肃简牍博物馆和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合作研究的成果,20日,《地湾汉简》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来自秦汉史学界、简牍学界、文博学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地湾汉简》的历史文献学术价值展开研讨。
 
   再现西北边塞万象
 
  地湾简,与居延简、金关简、悬泉简等,共同构成了西北汉简的资料宝库。2000多年前,地湾遗址曾是肩水都尉下属之肩水候官的驻地。其交通咽喉和军事要塞的角色,决定了地湾简的内容较其他西北汉简更为复杂,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的方方面面,如日常勤务记录、邮件传递记录、守御器簿、戍卒被兵簿、钱出入簿、吏受奉名籍、谷出入簿、出入关记录等等。
 
  《地湾汉简》共收录简牍803枚,除1986年在肩水金关遗址采集的25枚散简之外,其余778枚全为当年秋天在地湾遗址出土的汉简。在对这778枚汉简初步研究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蔡万进发现:其中51例含明确纪年信息,最早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最晚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其间年号连续,这印证了一个史实,即西汉昭宣至新莽时期,中央政府对河西地区实施了稳定而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
 
  “地湾汉简除具一般河西边塞简牍的史料价值外,自身还有其独特的价值。”蔡万进以编号为86EDT5H:191+124+84的汉简举例,简文“屋阑听由昆弟皆复故姓王氏上名见五威使者,上寿昆弟宗家皆以复”再现了新莽王朝建立伊始派遣五威使者西出河西、驻足张掖郡屋兰县的一幕,“其优待王姓之记录,堪补史籍记载之缺”。
 
   回放考古发掘细节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南方向50公里处,巍然屹立着一座历经沧桑的方形土城———汉代障城。障城边长22.5米,墙厚5米,高8.4米。障城以及与它西面相接的坞院,组成了地湾遗址,1988年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其文物价值的一项力证,便是1986年从这里出土的778枚汉简。
 
  那次发掘的时间是1986年9月23日至10月24日,正好一个月。吴骧和任步云的发掘日记一天不落,图文并举,严谨而不乏生动。通过日记,考古过程的艰辛可窥一斑,吴骧在9月24日写道:“因汽油没有了,下午开始步行上工。”任步云在10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上午测绘总图的西北角坞墙及附设遗址。风很大,同人马(编者注:马建华先生,仍健在)、吴(编者注:吴骧)及小马(编者注:司机马更生),费很大力气,修正了几次测点才绘成……”
 
  此次出版的《地湾汉简》将汉简的原大彩色图版、红外线图版和释文一同呈现,并首次附以发掘日记,编排周备、考释准确、图版精良。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不无自豪地说:“中国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接力文化遗产抢救
 
  1986年的发掘,其实是对地湾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地湾汉简的首次发现,始于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者弗克·贝格曼在居延地区的近30个地点掘获汉简10800多枚,其中地湾出简2383枚。因时局动荡,包括这部分地湾汉简在内的居延汉简辗转北平图书馆、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学会、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地。1965年运抵台北,现存放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从发现之始就开始了。1936年出过余逊和劳的晒蓝本,只有释文而无图版;1943年和1944年,劳在抗战时期坚持工作,先后刊行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1959年和1980年,中国大陆分别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和《居延汉简甲乙编》,基本收齐了第一次发掘的全部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最近,中国台北学者对存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居延汉简重新整理,自2014年以来,已经出版了四卷,计划于今年出齐全部的五卷本。
 
  1971-1974年间,甘肃文博部门组织对居延汉代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北部的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南部肩水金关,共发掘出土汉简19400余枚。第二次发掘的居延简就其数量和内容而言,都远远超过了1930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地湾汉简》的出版,标志着目前所知的所有居延汉简均已刊布。而其整理释读的过程,不仅凝聚了几代学者文化接力的担当和数易其稿的心血,更以红外线扫描等新技术手段为辅助,同时展现了甘肃文博界与学术界协同研究的开放合作模式。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8年5月22日3版)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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