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是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本著作。被布鲁斯·特里格誉为自汤姆森三期论以来考古学方法论上的最大突破，被张光直誉为考古学的一部经典，是考古学进入新时代的一个象征。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把考古学从零敲碎打和碎片化的材料分析中解放出来，为考古学的历史重建提供了一柄强大的利器。
虽然聚落形态研究在考古学上并非从威利的维鲁河谷开始，但是相同的术语未必指相同的东西。威利创建的“聚落考古”方法本质上并非是对遗址和出土材料本身的分析，而是从史前建筑的分布及功能来研究史前社会的结构及变迁。因此，这是一项考古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紧密结合的研究。有位美国学者指出，对“聚落”概念理解和用法上的差异，是1953年以来新旧大陆考古学家之间对聚落考古产生许多误解的根本原因。
聚落考古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结构。这个取向促进了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共同关注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及聚落形态与文化其他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聚落形态的具体研究涵盖了差别很大的内容和范围，微观上仅限于个别家户的房屋类型或住宅的空间安置，在宏观上则研究单一村落和社区的布局，乃至扩大到多个社群在一片区域里的聚落安置。这样就能尽可能多地了解家庭安置到较大村落布局之间的细节，以便为推断社会政治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
聚落形态研究需要三种理论的指导，一是文化生态学，二是系统论，三是文化功能观。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对环境的适应；系统论是将影响聚落形态的生计、社会、人口、贸易、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整合成一个活态互动的运转系统；文化功能观是把人工制品和各种建筑看着是人地互动的产物。在具体方法上则是立足于三种分析框架，一是历时和过程的框架，即研究某种栖居形态在某地区的历时发展过程。二是共时和功能的框架，即研究多种栖居形态在某时空里彼此的功能关系。三是比较的框架，即观察几个区域里的某种栖居形态的异同和变化。这种方法很好地在维鲁河谷的聚落研究中体现出来，威利定义了四种建筑类型的聚落形态，从八个时期的历时过程来观察这四种建筑的数量和质量的空间分布来观察维鲁河谷的社会文化变迁。最后，他又将维鲁河谷的社会变迁与秘鲁沿海其他河谷的材料进行比较，将维鲁河谷的社会发展与秘鲁沿海的文明进程联系到一起。
《维鲁河谷》是一本田野考古调查报告，它展示了如何在时间、经费和人员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区域范围的聚落形态调查。虽然威利团队在维鲁河谷的田野工作只有四个月时间，但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项田野工作能像维鲁河谷的调查那样对考古学的范式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一项研究能够像它那样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最终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一项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成果。
1950年代西方学界发生的理性躁动，使得大部分考古学家对器物分类和分期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范式日益不满。哈佛大学沃尔特·泰勒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就是这种不满的集中体现。之后虽然有许多尝试，但是却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威利的聚落形态研究成果的问世正好恰逢其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泰勒提出的问题。它符合当时美国新兴的过程论取向，并使得这一新取向变得更加完善。1960和1970年代，聚落形态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而且被誉为一盏指路明灯。该方法极好地将传统考古学的类型学和地层学与过程论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考古学难以透物见人的瓶颈，将坛坛罐罐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上升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层次。
自威利的《维鲁河谷》出版以来，国际范围的聚落形态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它的优越性已经为国际学界所公认，这就是聚落形态的整合分析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一种全方位的视野，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历时到共时的不同角度来分析人类群体的生存，社会结构与运作，以及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它为考古学的历史和古代社会重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
鉴于我国的聚落考古与国际水准仍有差距，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为我国学界提供一份经典的样板，促进我国聚落考古的水平提高，并为我国史前社会的历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虽然聚落形态研究在考古学上并非从威利的维鲁河谷开始，但是相同的术语未必指相同的东西。威利创建的“聚落考古”方法本质上并非是对遗址和出土材料本身的分析，而是从史前建筑的分布及功能来研究史前社会的结构及变迁。因此，这是一项考古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紧密结合的研究。有位美国学者指出，对“聚落”概念理解和用法上的差异，是1953年以来新旧大陆考古学家之间对聚落考古产生许多误解的根本原因。
聚落考古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结构。这个取向促进了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共同关注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及聚落形态与文化其他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聚落形态的具体研究涵盖了差别很大的内容和范围，微观上仅限于个别家户的房屋类型或住宅的空间安置，在宏观上则研究单一村落和社区的布局，乃至扩大到多个社群在一片区域里的聚落安置。这样就能尽可能多地了解家庭安置到较大村落布局之间的细节，以便为推断社会政治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
聚落形态研究需要三种理论的指导，一是文化生态学，二是系统论，三是文化功能观。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对环境的适应；系统论是将影响聚落形态的生计、社会、人口、贸易、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整合成一个活态互动的运转系统；文化功能观是把人工制品和各种建筑看着是人地互动的产物。在具体方法上则是立足于三种分析框架，一是历时和过程的框架，即研究某种栖居形态在某地区的历时发展过程。二是共时和功能的框架，即研究多种栖居形态在某时空里彼此的功能关系。三是比较的框架，即观察几个区域里的某种栖居形态的异同和变化。这种方法很好地在维鲁河谷的聚落研究中体现出来，威利定义了四种建筑类型的聚落形态，从八个时期的历时过程来观察这四种建筑的数量和质量的空间分布来观察维鲁河谷的社会文化变迁。最后，他又将维鲁河谷的社会变迁与秘鲁沿海其他河谷的材料进行比较，将维鲁河谷的社会发展与秘鲁沿海的文明进程联系到一起。
《维鲁河谷》是一本田野考古调查报告，它展示了如何在时间、经费和人员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区域范围的聚落形态调查。虽然威利团队在维鲁河谷的田野工作只有四个月时间，但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项田野工作能像维鲁河谷的调查那样对考古学的范式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一项研究能够像它那样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最终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一项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成果。
1950年代西方学界发生的理性躁动，使得大部分考古学家对器物分类和分期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范式日益不满。哈佛大学沃尔特·泰勒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就是这种不满的集中体现。之后虽然有许多尝试，但是却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威利的聚落形态研究成果的问世正好恰逢其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泰勒提出的问题。它符合当时美国新兴的过程论取向，并使得这一新取向变得更加完善。1960和1970年代，聚落形态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而且被誉为一盏指路明灯。该方法极好地将传统考古学的类型学和地层学与过程论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考古学难以透物见人的瓶颈，将坛坛罐罐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上升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层次。
自威利的《维鲁河谷》出版以来，国际范围的聚落形态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它的优越性已经为国际学界所公认，这就是聚落形态的整合分析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一种全方位的视野，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历时到共时的不同角度来分析人类群体的生存，社会结构与运作，以及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它为考古学的历史和古代社会重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
鉴于我国的聚落考古与国际水准仍有差距，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为我国学界提供一份经典的样板，促进我国聚落考古的水平提高，并为我国史前社会的历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