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东阳市六石街道王村，那是个较大的村庄。村北就是东阳四大名山之一的落鹤山。有一则顺口溜这样说：东阳县东有东白山，南有八面山，西面西甄山，北有落鹤山。
因为村庄北靠山（括苍山余脉），村庄四周延伸出来的山地，岗地为多，以山和岗命名的地块有金山、老鹰山、后坟山、火烧山、成塘山，村东有东屋山岗，村南有白济山岗，只有小片农田，错落分布其间。村庄四周森林分布，古木参天。
1941年，日本鬼子打到东阳，我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正月初一遇空袭
按村里的习俗，每年农历正月是最热闹、最快乐的日子，村里外出经商、务工、求学的“出门侬”都要回家团聚。正月初一“拜太公”，正月十五迎龙灯是常规传统节目。
1941年，我才7岁，在本村办的王村小学上学。记得这年农历正月初一早饭后，全村所有男丁（包括刚出生的娃娃）200多人聚集到厅堂，参加祭拜太公仪式。仪式非常隆重，却遭到日寇的飞机轰炸。当时的情景，我印象很深。
上午10时许，听到飞机声，大家走出厅堂查看。一看，日本飞机来了！日机在村子上空投下一枚炸弹，轰炸目标可能是人群聚集的“八房厅”，但炸弹落到“八房厅”旁100多米的一农房楼顶上，楼顶被炸出一个大洞，瓦片散落一地，幸亏屋里没有人。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四年多时间里，村里没有举行祭拜活动。
石马战火中逃难
1941年早稻插秧季节的一天下午，离我们村庄1公里的石马坑口发生了抗日军队与日本兵的一场战争，从诸暨方向过来的抗日部队与从义乌方向包抄过来的日军，在石马坑发生了激战。
那天下午，我在王村小学上课。校舍是一座五间三进的大祠堂，我所读的二年级教室在前厅门楼里，教室南面没有门窗，仅用1.5米左右高的木墙遮栏，上面是敞开的，坐在教室里，能看见外面的景象，在离校50多米外的一条溪塍边，一排大松树的树冠遮挡了大部分空间。
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我抬头看到两架日本飞机自西向东从大松树的树梢掠过，机头的螺旋浆看得清清楚楚。
飞机过后，就听空中传来枪炮声，同学们到了放学时间也不敢离校，天黑了也不敢回家，而是随着外出避难的人群往村东南的田野里奔走，只怕日本鬼子从石马坑进到我们村里来。
当天晚上，父母亲到学校找不到我，就向村东南方向寻找。母亲在田野里高声呼叫着我的名字。沿途的村民叫她不要呼叫，怕引来日本兵。母亲寻子心切，哪里抑制得住，她边走边喊，直到在离村一公里多的东麻园找到我为止。
当天晚上我们在田畈过了大半夜，四周到处是出来避难的村民，村西南的东阳城方向火红一片。到后半夜，村里没有异常动静，大家才陆续回村。后来听说，石马村来不及外出躲避的村民有多人被日军杀害。
四五天后，我父亲被派去清扫战场，收集抗日烈士的遗体，集中埋葬。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烈士埋葬地修造了一座抗战阵亡将士墓。1946年清明节，我们王村小学曾组织师生到墓地祭扫过，语文老师应邦安老先生还将一首古曲填了词，教学生们传唱，其中有两句是“当年马涧，血染山头……将士们魂兮归来……”
目睹日军烧抢
日军侵占东阳后，修公路，设据点，在东阳北乡就有三个据点，除了东阳城里是它的大本营外，戚高山、巍山坪还有两个据点，据点间有公路连结。日寇常从据点出来抢掠，利用公路掠夺自然资源，我们村庄四周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1943年夏天，我到田间劳作，看到被日军抓来的劳工，只穿一条短裤，用斧头、锯子砍伐大松树，成片的大树被砍倒。日本鬼子还派村民把被砍倒的大树抬到公路边，让他们用汽车运走。金山背有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松树，也在那时被砍的。村民不满日寇的破坏，夜深人静时，凑起两三个人，把被砍倒的树木藏起来，不让日本人运走。
在日军占领东阳期间，家乡男女老少，提心吊胆，村无宁日。据点里的日军，经常到四周村庄抢劫骚扰、杀人放火。
记得1943年的一天，一小队日本兵闯进我们村，我来不及离家躲避，只好躲在家中。我从门缝里看到一个日本兵用打火机点燃一小把稻草，引火把邻居的一间磨房烧掉，离我家100米的一座刚建好未入住的新楼房也被点燃，火光烟柱冲天。当时的情景，恐怖极了。
日军侵占期间，经常要当地派民工去据点修工事、运物资、修公路。村里的青壮年劳力，不论男女都要轮到。一天，我父亲、叔叔及邻居王士生三人，被派到巍山坪据点。一般，被派劳工早上去下午回，中餐自带干粮。可父亲等三人当天没有回来，被日军扣下，往东面的嵊县方向转移，一路上受尽折磨，逃跑的民工被抓回后遭毒打，还要当众学狗爬，一天两餐吃不饱。后被转移到嵊县一个叫两头门的地方，30多名劳工，逃得只剩下10多人。后来日军放松控制，我父亲等三人也趁其不备，逃离虎口，一路乞讨回家。
在父亲被扣的半个多月里，我们母子三人天天在家门口遥望，日夜盼望父亲能早日回家，终于在一个下午，父亲等三人的身影出现在村边一口水塘的塘塍上。他们面黄肌瘦，骨瘦如柴，但能活着回来，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