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日，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宿白先生逝世。文物博物馆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对先生的哀悼和敬意。特别是宿白先生的众多弟子深情回忆他的一生，传颂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也都为有宿白先生这样的导师而深感自豪，读后令人十分感动。参加宿白先生的告别纪念活动之后，至今我仍然沉浸在对先生学术人生和高尚品格的回忆之中。
1994年5月，我在甘肃张掖的马蹄寺考察期间，第一次见到宿白先生。当时国家文物局计划对甘肃地区的石窟寺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宿白先生一行在考察了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之后，来到马蹄寺。经国家文物局晋宏逵先生介绍得以请教宿白先生。没有想到就在那次见面的两个月后，我就调任北京市文物局担任局长，从此获得更多与宿白先生见面的机会。特别是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能够经常求教于宿白先生，获益良多，其中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
为文物工作钉上“四个桩”
2002年，在全国文物系统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文物保护法》顺利完成了修订，并公布实施。同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这两件大事之后，国家文物局筹备召开全国文物局长会议。我分别拜访了宿白、谢辰生、罗哲文、张忠培、徐苹芳和黄景略等几位先生，请教在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应重点强调什么问题、部署哪些工作。在会议开幕的前夕，几位先生一起聚集在招待所的房间内，向我讲了他们研究的意见。意见十分明确，态度非常坚定，指出要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到实处，贯彻好《文物保护法》，必须要抓好四项基础工作：一是建立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二是摸清文物家底；三是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支撑；四是确保文物安全。
于是，在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我代表国家文物局，重点强调了四项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要求。实践证明，宿白先生和几位专家的意见，抓住了当时文物事业发展的瓶颈，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自200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以来，全国文物系统一直坚持“四项基础工作”不动摇，被形容为文物工作钉上了“四个桩”。
在文物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在国家层面，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国家部委的层面，先后公布了将近40项相关部门规章；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层面，先后公布了300多项地方性法规；当然还有地市层面的相关规定。这个力度和成果，是在宿白先生和各位专家的指导下，集全国文物系统的智慧，持之以恒地推动实现，初步建立起国家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同时，根据我国文物保护的实际，结合不同的行业标准，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方面的国家标准体系。
在摸清文物家底方面，首先开展的是馆藏文物的调查，用数字化等科技手段摸清文物家底，取得了预期成果。这一时期，还开展了长城资源调查、馆藏文物的腐蚀情况调查，这些调查成果都为实施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2007年4月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是对中国文化遗产最大规模的普查建档工作，将近5万名文物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祖国的山川、荒漠、田野、水下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大战役”，至2011年11月全面完成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同时，上报国务院批准，开始转入为时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支撑方面，广泛动员全国各地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文物保护领域各方面急需人才培养，使人才培养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成效。同时连续四年举办省级文物局局长、博物馆馆长、考古所所长和古建所所长培训班，提升文物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在科技支撑上，广泛动用社会各界科学技术力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指南针计划”等重大专项课题，汇集上百个科研单位的数千名科技人员共同参与，在全国建立起一批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和科技创新联盟，为文物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在文物安全保护方面， 国家文物局组建成立督察司，全国各地文物机构相继成立督察处和文物执法督察部门。会同公安、海关、工商、海监等部门，加大打击文物犯罪力度。特别是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在全国17个省联合开展集中打击文物犯罪行动；和海关紧密配合，严把文物出境关口；和国家海洋局在海监工作中，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行动有效遏制了文物犯罪的势头。在国际社会打击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的联合行动中，中国政府与相应国家签署打击文物盗窃、盗掘、走私的双边协议。特别是经过艰苦努力，与美国这个最大的文物流向国达成联合行动的双边协议。
十几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四项基础工作”直到今天，直至永远，都是文物保护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是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命根子”，要继续努力把它们夯实。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城市规模急剧地扩大，地上和地下文物保护的压力空前增加，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异常激烈。同时，在新的一轮文物盗窃、盗掘、走私高潮中，犯罪趋向集团化、智能化和暴力化，组织更加严密，手段更加残忍。这一时期无疑是文物保护的关键时刻。面对这样的形势，全国文物工作者必须顶住压力，履行职责，坚守道德规范，勇敢捍卫《文物保护法》。
“要抓好考古报告的质量”
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科学的、保护性的和积极主动的揭示、解释与再创造活动。而作为这种科学发掘活动记录和系统总结的考古报告，也应该视为一种文物保护的重要形式。此外，由于受考古学学科局限性及发掘者认识水平、工作水平的制约，考古发掘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遗存造成一定的损伤，因此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也是对考古发掘这一局限性的补救。同时，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还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为完善“四有”档案、制定保护规划、实施文物保护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从这些意义上说，田野工作结束后及时编写、出版发掘报告，是考古单位和考古人员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曾经严重滞后，影响了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甚至影响了考古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一些考古学家不断大声疾呼：考古不出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坏！呼吁加强考古报告出版工作。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专门下发通知，专项督察重要积压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力争在三年内解决一批重要积压考古报告的出版工作。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加大对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的支持力度，每年都从当时总共1000万元的考古专项经费里面，安排700万元以上用于补助考古资料的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同时，在“十一五”期间重点文物抢救设施专项经费中，设立了近1亿元的资金，用于各考古单位的文物资料整理场地和库房建设，切实保证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工作的顺利展开。此后几年，每年出版的考古报告达到50余部，这些报告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拓展了相关课题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也向公众展示了我国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
2008年春节期间，我去宿白先生家中拜访时，汇报了推动考古报告的初步成果，没想到宿白先生在肯定国家文物局做法的同时，严肃地指出一些考古报告质量不高，甚至有的存在较大的问题，嘱咐一定要注意抓好考古发掘报告的质量问题。他强调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科学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质量，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发表资料，并确保全部资料准确无误。事实上，宿白先生在高度重视考古报告质量方面，早已做到精益求精，特别是他早年编写的《白沙宋墓》开创了考古报告的编撰体例，堪称经典。
1951年，淮河支流颍水上游要修建白沙水库，库区内各类遗址的抢救性发掘紧锣密鼓。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至1952年1月中旬，发掘工作结束。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于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却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宿白先生凭借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1957年，宿白先生执笔的发掘报告《白沙宋墓》出版，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之作。
如果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学的基础，发掘报告则是将基础材料与研究相连接的桥梁。宿白先生在报告中确立起一套开创性的标准，即严格区分报告主体与编写者的研究，报告主体要客观、忠实、完整地记录，不能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隐瞒遗漏材料，正文之外以注释的形式交代材料出处或讨论零散问题，使报告内容更加严谨丰富。《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加入了大量考证性注释，正文和注释分量相当，除了正文的注释，很多注都是旁证，是作者研究过程的记述，成为之后考古发掘报告的范本。尽管《白沙宋墓》已出版60年，但是至今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为了落实宿白先生的意见，切实解决考古报告的质量问题。2008年4月，国家文物局举办了“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工作高级研修班”，精心设计课程内容，邀请专家学者授课，要求考古单位和考古人员在重视田野工作质量的同时，要高度重视考古报告的质量问题，高水平地推进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宿白先生、黄景略先生、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黄展岳先生等著名考古学者重点讲授考古资料编写和报告出版的质量问题。参加研修培训的各位学员抓住难得机遇，用心领悟先生们讲授的精髓，主动向先生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惑，使研修培训取得了预期成效。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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