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中旬，收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兄发来的邮件，说他几年前和几个朋友一道编《六零学人文集》丛书，希望我也加入云云。出于对荣誉兄的信任，就愉快地答应了。
我的自选集名为《原史中国》，有两重含义。其一，“原”作动词用，“原史中国”可以理解为究寻中国历史之本源。我的研究始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及于古史传说、聚落形态、人地关系、文明起源、中西交流，成于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形成过程的综合探究，合“原史中国”本意。其二，“原”做形容词用，“原史中国”即中国原史时代之意。“原史”时代为西方人概念，介于史前和历史时代之间，意为历史时代的原初阶段，具体指自身虽已有零星文字，但不足以记录当时主要史事，只是常被后世所记述提及的那个时代，实属传说时代的范畴。中国的原史时代，下限在出土大量甲骨文的晚商以前，上限至少可到五帝时代，包括早商和夏代在内，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与我的主要研究涉及时段基本吻合。
以我的理解，考古学就是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考古学虽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但终究属于人文学科，最终目标在于将各种信息碎片梳理整合，以复原阐释人类历史，纵览盛衰兴亡，总结经验教训，指明未来道路，诚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古学解释虽需参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现有知识，但其时间深度远非人类学等所可比拟，其解释终归要回到考古背景本身，其出发点更是少些“我者”“他者”的偏见。因此，我宁愿主张“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我认为，年代分期、文化谱系、交流传播、人群迁徙等，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当为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不得以新旧论英雄，因瑕疵弃美玉；而古史传说自有真实素地，直指古代世界，是与考古学结合来揭示上古历史的极重要材料，不得有疑问即否之，因传说而弃之。
本书所收22篇论文，大致可分成文化谱系、古史传说、早期中国、中西交流几个部分，大体涵盖了我研究的主要方面。关于环境考古和人地关系的研究，既有《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这样的专著，也几乎渗透在我21世纪以后发表的几乎所有论著当中，发表过的几篇专文，似乎并不能代表我在这方面的成绩，因此干脆不在此书中收录。
我的考古学研究始于本科生和硕士生期间的田野实习，本书所收最早的一篇论文《禹征三苗探索》，发表于1995年，就与这两次实习直接相关。
1992年秋，我作为硕士生在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实习发掘，领队是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宋豫秦老师。整理杨庄遗址龙山时代资料时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下层流行红陶杯、漏斗形擂钵等，这不是石家河文化遗存吗？1989年我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做本科实习，对石家河文化印象很深。而上层则为深腹罐、乳足鼎等，应该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按一般理解，这里应该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地盘，怎么会出现石家河文化呢？
于是我系统分析了已经发表的豫南、湖北的龙山时代材料，都有类似情况，甚至石家河文化核心区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是这样。这就是说豫南和湖北的龙山时代可以明确分成前后期，且之间差异显著。为了对比，我又梳理了河南中西部的材料，发现王湾三期文化也可以分前后期，只不过文化一脉相承。我就想，在正常情况下，文化之间发生交往，还不至于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况且石家河文化曾经那么强大，怎么会突然变成王湾三期文化的东西？显然是龙山前后期之交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南向强烈影响和部分代替的过程，或许伴随着战争行为。这不正是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吗？
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写成《禹征三苗探索》一文，以及三万多字的硕士毕业论文初稿《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呈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框架过于枝蔓，干脆替我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小标题下还有说明。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就是后来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一文。
当然我提出龙山前后期之交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不见得就是人群的全面替换，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龙山后期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并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究竟是衰微了！
这还牵扯到一个重大问题：既然豫南江汉龙山前后期之交的巨大变故对应禹征三苗，那么此时差不多就是禹的时期，这就在考古学上基本确定了夏文化的相对年代上限，至于具体的绝对年代，可根据测年再去细究。在此基础上，我1997年发表《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一文，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放在二里头三、四期之交，将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作为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夏文化，将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作为禹之后的早期夏文化，并将夏的起源一直前溯到晋南“夏墟”之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
新砦遗址新的发掘资料公布后，我又于2009年发表《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提出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基础上，受到晚期齐家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并对关于夏文化的认识做了微调：新砦类型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文化因素而形成，即中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即晚期夏文化；而早于新砦类型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为早期夏文化。
此外，1998年发表的《先商文化探源》一文，则将最早的先商文化定位在冀中北和京津地区龙山后期文化，对王亥仆牛和上甲微伐有易氏等事件也进行了讨论，并与夏文化年代进行了对比。
从1996年读博士开始，按照严文明先生的指引，我的研究领域开始从中原江汉扩展到华北和北方地区。我曾住在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复核整理田广金、郭素新老师十多年以来发掘的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陆续编写成《岱海考古（一）》《岱海考古（三）》等发掘报告集，还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调研过程中，印象最深刻者莫过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主要分庙底沟二期早段、龙山前期、龙山后期三个阶段，其中龙山前期的陶寺文化（或陶寺类型），具有一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文化特点，既与以前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不同，也与龙山后期的陶寺晚期文化（或陶寺晚期类型）有显著差异——后者与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有更多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陶寺文化的出现和消亡都不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其背景应当与人群的移动和相互间的激烈冲突有关。我以为这两次文化变迁正好与古史传说中的“唐伐西夏”和“稷放丹朱”事件对应。此外，临汾盆地的陶寺晚期文化被二里头文化的取代，以及陶寺晚期文化向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移动，可能对应姬周先人不 “自窜于戎狄之间”。
如此一来，则不但将陶唐氏与陶寺文化、姬周早期与陶寺晚期文化联系到一起，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夏人源于晋南的观点，还可以进而探讨老虎山文化与姬周先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些正是《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和《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两文的主要思路。而为了使这些推论更为可靠，我对晋西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前后的文化谱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写成了《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此后还发表《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专文论述老虎山文化南向对晋南乃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泛影响。
《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一文发表后，陶寺遗址的发掘者注意到陶寺遗址“中期”（相当于龙山前期后段，即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晚段）和“晚期”（相当于龙山后期，即陶寺晚期类型或陶寺晚期文化）之间发生重大变故，表现为城垣被废、墓葬遭毁以及摧残女性等，甚至在陶寺附近的下靳墓地和芮城的清凉寺墓地也是这样。这不正合于“稷放丹朱”事件吗？而最近在黄河对岸的神木石峁发现的属于老虎山文化的超大型石城，则从龙山后期持续使用到朱开沟文化早期，大量玉器又与陶寺文化关系密切。我们虽不能直接说就是石峁古城的统治者东南挺进摧毁了陶寺古城，但至少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老虎山文化足够强大，足以导致陶寺文化的覆灭。
由于基本可确证陶唐氏尧及其文化，这就为进一步探索古史提供又一个更早的基点。由此前溯，我写了《涿鹿之战探索》一文，提出炎黄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前期，庙底沟类型、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对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族系。如果该观点能够成立，那就是探索古史的最早的一个基点。禹征三苗、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加上涿鹿之战，既是五帝时代最为重大的几个事件，也是我从事古史探索的几个立足点，我戏称其为“三部曲”。
随着视野的扩展，我逐渐开始关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等地区，并结合新发现对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尤其是文化交流进行探讨。
自从跨湖桥文化发现以来，对其来龙去脉就众说纷纭，有人明确提出其为皂市下层文化东向迁移所形成。《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一文则提出，跨湖桥文化是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影响发展而成；形成后反向对长江中游产生较大影响，促使彭头山文化转变为皂市下层文化。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向被认为是一脉相承，但我认为并不排除周围文化因素的进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龙虬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一文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与江淮地区龙虬庄文化的北上有关，形成后又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时向两地施加影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 （ ）文化系统”。
2000年前后，受严文明先生史前中国“重瓣花朵式”理论和张光直先生“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的影响，也因为美国学者巫鸿和贝格利之间关于史前“中国”问题的激烈争议，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2004年以后陆续发表了《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等论文。2010年以后，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就是想探讨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及其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我认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一文提出，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7千纪中期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一文提出，在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和影响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是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处的新时代即为庙底沟时代。
早期中国文明起源既有一般趋势，也有不同模式，这是我在博士论文中就已提出的观点。我2003年发表《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提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社会普遍发生明显变革，表现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逐渐形成三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三种模式共存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近年河南灵宝西坡大墓发现后，阔大的墓葬规模与简陋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反差，引起考古界关注。我写《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一文，强调了中原模式的重要性，认为西坡墓葬的年代已进入西王类型早期阶段，其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与东方视死如视生、淫祀鬼神、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是“中原模式”的典型体现。
我关于早期中国问题的系统论述见于新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而《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一文，大体就是这本书的概要。我认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有个长期的萌芽与形成过程，经历了古国时代、王国时代等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存在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具有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经历了有起伏有分合的连续发展进程。文化上早期中国特征特质的形成，与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而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也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2004年，我开始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研究，藉此对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除出版同名的专著外，还出版了《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期间发表的《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一文认为，和马家窑类型相比，屈肢葬和洞室墓，以及黑红复彩、鸭形壶等半山类型中涌现出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实际上早在西辽河、冀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文化中盛行，半山类型的形成大约与东部文化所代表的人群的部分西迁存在直接关联。
可见，屈肢葬、洞室墓等都并非原创于甘青地区的葬俗，于是就有了对其谱系进行梳理的想法，写成《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和《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二文。前一文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这三大传统正好对应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屈肢葬传统。后一文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讨论了各不同传统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联系。这两篇论文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国外。
对新疆的研究，对屈肢葬、洞室墓源头的追寻，都使我对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感兴趣。2012年，我参与李水城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承担“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子课题的研究，为我将更多精力投入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充足理由和机会。2014、2015年我先后两次在德国考古研究院、美国盖蒂研究院访问交流，接触到大量西方考古资料。
我认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大约最早发生于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之间。《公元前3至前1千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新疆古墓沟墓地人形雕像源于中亚》两篇论文认为，公元前3千纪中叶，中亚科彼特山脉北麓的阿尔丁特佩文化或纳马兹加五期文化，就已经有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西北地区，包括一种特殊的尖顶冠形符号，以及一种折肩圆身的人形雕像。另外，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锯齿纹彩陶，以及马家窑文化的绵羊等，也当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并且有可能早到公元前4千纪中叶。
从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西方文化的东向影响趋势更加显著。《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一文指出，中国在距今4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这次重大文化变革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
我也注意到，在西方文化东进的同时，中国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也渐次西进。《“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提出，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可称为“彩陶之路”。“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迄今为止，我写过十几本书，百余篇论文，书的分量远大于论文。限于篇幅，本文集所收论文既少，长文都未收入，自然不能反映我研究的全貌，但至少见其水平，高低自有读者评论。除个别地方外，这次未对所收论文进行大的修改，只是完善或者删除了部分插图，根据出版社要求统一了部分引文和图注的格式。《禹征三苗探索》文后有“附记”，那是在收入《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时所写，现在看来仍有价值，就一并保留。《禹征三苗探索》一文是和杨新改合作完成，特此说明。
我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求学十年有余，对我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和各位老师的教导深表感谢！
我先后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对各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帮助谨表感谢！
因苏荣誉和朱渊清兄推荐，中西书局成全，才有本书的面世，在此特表感谢！苏荣誉兄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还推荐本文集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支持，深表感谢！
我的自选集名为《原史中国》，有两重含义。其一，“原”作动词用，“原史中国”可以理解为究寻中国历史之本源。我的研究始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及于古史传说、聚落形态、人地关系、文明起源、中西交流，成于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形成过程的综合探究，合“原史中国”本意。其二，“原”做形容词用，“原史中国”即中国原史时代之意。“原史”时代为西方人概念，介于史前和历史时代之间，意为历史时代的原初阶段，具体指自身虽已有零星文字，但不足以记录当时主要史事，只是常被后世所记述提及的那个时代，实属传说时代的范畴。中国的原史时代，下限在出土大量甲骨文的晚商以前，上限至少可到五帝时代，包括早商和夏代在内，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与我的主要研究涉及时段基本吻合。
以我的理解，考古学就是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考古学虽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但终究属于人文学科，最终目标在于将各种信息碎片梳理整合，以复原阐释人类历史，纵览盛衰兴亡，总结经验教训，指明未来道路，诚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古学解释虽需参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现有知识，但其时间深度远非人类学等所可比拟，其解释终归要回到考古背景本身，其出发点更是少些“我者”“他者”的偏见。因此，我宁愿主张“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我认为，年代分期、文化谱系、交流传播、人群迁徙等，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当为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不得以新旧论英雄，因瑕疵弃美玉；而古史传说自有真实素地，直指古代世界，是与考古学结合来揭示上古历史的极重要材料，不得有疑问即否之，因传说而弃之。
本书所收22篇论文，大致可分成文化谱系、古史传说、早期中国、中西交流几个部分，大体涵盖了我研究的主要方面。关于环境考古和人地关系的研究，既有《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这样的专著，也几乎渗透在我21世纪以后发表的几乎所有论著当中，发表过的几篇专文，似乎并不能代表我在这方面的成绩，因此干脆不在此书中收录。
我的考古学研究始于本科生和硕士生期间的田野实习，本书所收最早的一篇论文《禹征三苗探索》，发表于1995年，就与这两次实习直接相关。
1992年秋，我作为硕士生在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实习发掘，领队是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宋豫秦老师。整理杨庄遗址龙山时代资料时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下层流行红陶杯、漏斗形擂钵等，这不是石家河文化遗存吗？1989年我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做本科实习，对石家河文化印象很深。而上层则为深腹罐、乳足鼎等，应该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按一般理解，这里应该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地盘，怎么会出现石家河文化呢？
于是我系统分析了已经发表的豫南、湖北的龙山时代材料，都有类似情况，甚至石家河文化核心区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是这样。这就是说豫南和湖北的龙山时代可以明确分成前后期，且之间差异显著。为了对比，我又梳理了河南中西部的材料，发现王湾三期文化也可以分前后期，只不过文化一脉相承。我就想，在正常情况下，文化之间发生交往，还不至于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况且石家河文化曾经那么强大，怎么会突然变成王湾三期文化的东西？显然是龙山前后期之交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南向强烈影响和部分代替的过程，或许伴随着战争行为。这不正是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吗？
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写成《禹征三苗探索》一文，以及三万多字的硕士毕业论文初稿《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呈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框架过于枝蔓，干脆替我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小标题下还有说明。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就是后来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一文。
当然我提出龙山前后期之交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不见得就是人群的全面替换，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龙山后期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并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究竟是衰微了！
这还牵扯到一个重大问题：既然豫南江汉龙山前后期之交的巨大变故对应禹征三苗，那么此时差不多就是禹的时期，这就在考古学上基本确定了夏文化的相对年代上限，至于具体的绝对年代，可根据测年再去细究。在此基础上，我1997年发表《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一文，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放在二里头三、四期之交，将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作为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夏文化，将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作为禹之后的早期夏文化，并将夏的起源一直前溯到晋南“夏墟”之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
新砦遗址新的发掘资料公布后，我又于2009年发表《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提出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基础上，受到晚期齐家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并对关于夏文化的认识做了微调：新砦类型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文化因素而形成，即中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即晚期夏文化；而早于新砦类型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为早期夏文化。
此外，1998年发表的《先商文化探源》一文，则将最早的先商文化定位在冀中北和京津地区龙山后期文化，对王亥仆牛和上甲微伐有易氏等事件也进行了讨论，并与夏文化年代进行了对比。
从1996年读博士开始，按照严文明先生的指引，我的研究领域开始从中原江汉扩展到华北和北方地区。我曾住在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复核整理田广金、郭素新老师十多年以来发掘的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陆续编写成《岱海考古（一）》《岱海考古（三）》等发掘报告集，还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调研过程中，印象最深刻者莫过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主要分庙底沟二期早段、龙山前期、龙山后期三个阶段，其中龙山前期的陶寺文化（或陶寺类型），具有一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文化特点，既与以前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不同，也与龙山后期的陶寺晚期文化（或陶寺晚期类型）有显著差异——后者与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有更多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陶寺文化的出现和消亡都不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其背景应当与人群的移动和相互间的激烈冲突有关。我以为这两次文化变迁正好与古史传说中的“唐伐西夏”和“稷放丹朱”事件对应。此外，临汾盆地的陶寺晚期文化被二里头文化的取代，以及陶寺晚期文化向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移动，可能对应姬周先人不 “自窜于戎狄之间”。
如此一来，则不但将陶唐氏与陶寺文化、姬周早期与陶寺晚期文化联系到一起，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夏人源于晋南的观点，还可以进而探讨老虎山文化与姬周先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些正是《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和《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两文的主要思路。而为了使这些推论更为可靠，我对晋西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前后的文化谱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写成了《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此后还发表《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专文论述老虎山文化南向对晋南乃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泛影响。
《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一文发表后，陶寺遗址的发掘者注意到陶寺遗址“中期”（相当于龙山前期后段，即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晚段）和“晚期”（相当于龙山后期，即陶寺晚期类型或陶寺晚期文化）之间发生重大变故，表现为城垣被废、墓葬遭毁以及摧残女性等，甚至在陶寺附近的下靳墓地和芮城的清凉寺墓地也是这样。这不正合于“稷放丹朱”事件吗？而最近在黄河对岸的神木石峁发现的属于老虎山文化的超大型石城，则从龙山后期持续使用到朱开沟文化早期，大量玉器又与陶寺文化关系密切。我们虽不能直接说就是石峁古城的统治者东南挺进摧毁了陶寺古城，但至少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老虎山文化足够强大，足以导致陶寺文化的覆灭。
由于基本可确证陶唐氏尧及其文化，这就为进一步探索古史提供又一个更早的基点。由此前溯，我写了《涿鹿之战探索》一文，提出炎黄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前期，庙底沟类型、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对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族系。如果该观点能够成立，那就是探索古史的最早的一个基点。禹征三苗、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加上涿鹿之战，既是五帝时代最为重大的几个事件，也是我从事古史探索的几个立足点，我戏称其为“三部曲”。
随着视野的扩展，我逐渐开始关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等地区，并结合新发现对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尤其是文化交流进行探讨。
自从跨湖桥文化发现以来，对其来龙去脉就众说纷纭，有人明确提出其为皂市下层文化东向迁移所形成。《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一文则提出，跨湖桥文化是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影响发展而成；形成后反向对长江中游产生较大影响，促使彭头山文化转变为皂市下层文化。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向被认为是一脉相承，但我认为并不排除周围文化因素的进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龙虬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一文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与江淮地区龙虬庄文化的北上有关，形成后又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时向两地施加影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 （ ）文化系统”。
2000年前后，受严文明先生史前中国“重瓣花朵式”理论和张光直先生“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的影响，也因为美国学者巫鸿和贝格利之间关于史前“中国”问题的激烈争议，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2004年以后陆续发表了《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等论文。2010年以后，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就是想探讨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及其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我认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一文提出，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7千纪中期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一文提出，在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和影响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是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处的新时代即为庙底沟时代。
早期中国文明起源既有一般趋势，也有不同模式，这是我在博士论文中就已提出的观点。我2003年发表《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提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社会普遍发生明显变革，表现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逐渐形成三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三种模式共存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近年河南灵宝西坡大墓发现后，阔大的墓葬规模与简陋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反差，引起考古界关注。我写《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一文，强调了中原模式的重要性，认为西坡墓葬的年代已进入西王类型早期阶段，其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与东方视死如视生、淫祀鬼神、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是“中原模式”的典型体现。
我关于早期中国问题的系统论述见于新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而《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一文，大体就是这本书的概要。我认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有个长期的萌芽与形成过程，经历了古国时代、王国时代等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存在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具有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经历了有起伏有分合的连续发展进程。文化上早期中国特征特质的形成，与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而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也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2004年，我开始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研究，藉此对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除出版同名的专著外，还出版了《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期间发表的《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一文认为，和马家窑类型相比，屈肢葬和洞室墓，以及黑红复彩、鸭形壶等半山类型中涌现出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实际上早在西辽河、冀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文化中盛行，半山类型的形成大约与东部文化所代表的人群的部分西迁存在直接关联。
可见，屈肢葬、洞室墓等都并非原创于甘青地区的葬俗，于是就有了对其谱系进行梳理的想法，写成《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和《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二文。前一文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这三大传统正好对应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屈肢葬传统。后一文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讨论了各不同传统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联系。这两篇论文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国外。
对新疆的研究，对屈肢葬、洞室墓源头的追寻，都使我对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感兴趣。2012年，我参与李水城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承担“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子课题的研究，为我将更多精力投入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充足理由和机会。2014、2015年我先后两次在德国考古研究院、美国盖蒂研究院访问交流，接触到大量西方考古资料。
我认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大约最早发生于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之间。《公元前3至前1千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新疆古墓沟墓地人形雕像源于中亚》两篇论文认为，公元前3千纪中叶，中亚科彼特山脉北麓的阿尔丁特佩文化或纳马兹加五期文化，就已经有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西北地区，包括一种特殊的尖顶冠形符号，以及一种折肩圆身的人形雕像。另外，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锯齿纹彩陶，以及马家窑文化的绵羊等，也当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并且有可能早到公元前4千纪中叶。
从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西方文化的东向影响趋势更加显著。《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一文指出，中国在距今4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这次重大文化变革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
我也注意到，在西方文化东进的同时，中国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也渐次西进。《“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提出，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可称为“彩陶之路”。“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迄今为止，我写过十几本书，百余篇论文，书的分量远大于论文。限于篇幅，本文集所收论文既少，长文都未收入，自然不能反映我研究的全貌，但至少见其水平，高低自有读者评论。除个别地方外，这次未对所收论文进行大的修改，只是完善或者删除了部分插图，根据出版社要求统一了部分引文和图注的格式。《禹征三苗探索》文后有“附记”，那是在收入《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时所写，现在看来仍有价值，就一并保留。《禹征三苗探索》一文是和杨新改合作完成，特此说明。
我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求学十年有余，对我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和各位老师的教导深表感谢！
我先后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对各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帮助谨表感谢！
因苏荣誉和朱渊清兄推荐，中西书局成全，才有本书的面世，在此特表感谢！苏荣誉兄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还推荐本文集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支持，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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