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旨在采用批判性视角，从民族志、物质文化、墓葬与骨骼、历史文献、艺术史及生理学角度，重新评估男女两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作用，以深入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
关注墓葬性别差异
性别考古学肇始于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西方的性别考古学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内容涉及性别与考古学的关系、性别与劳动分工、性别意识形态、女性形象与角色地位、性别代码、性别模糊化等，基本涵盖了性别考古学的各个方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就已注意到墓葬的性别差异现象，而且一直予以关注，但多局限于对社会形态（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婚姻制度、家庭关系、社会分工的诠释以及男女社会地位的探讨，未能将其作为一个考古学课题或领域进行系统研究。90年代，随着西方性别考古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加上大批晋侯及其夫人墓葬的发现，国内学者才开始运用性别考古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墓葬中的性别差异现象进行探讨，取得不菲成绩，如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一文，通过对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的全面对比，发现两者在鼎、簋、玉器的数量以及编钟、 、兵器、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意味着男女随葬器用制度的不同。
性别考古方兴未艾
2002年，汪涛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中，引入“性属考古”即“性别考古”这一概念，并主张利用考古发现中的女性用品来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此次研讨会上，陈芳妹《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雍颖《晋侯夫妇墓之比较及晋国高级贵族妇女社会地位试析》也分别讨论了晋侯墓地的性别差异问题。2004年，王苏琦节译了英国考古学家马太·约翰逊的著作《考古学理论导言》（Matthew Johnson， 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Durham University，1999）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江汉考古》2004年1期），正式介绍了性别考古学。同年，陈淳、孔德贞《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9日第7版）也介绍了“性别考古”这一概念，并结合中国考古资料，进行了关于玉璜性别考古的个案研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由此展开。
国内对性别考古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关注是在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与孙岩主编的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Walnut Creek:Alta Mira Press，2004）出版之后。该论文集收录12位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学者的论文，主要从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探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性别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是目前最早的一本关于中国性别考古学的专题论文集。之后，国内有关性别考古的论著不断涌现，如赵东玉《从性角色的渲染到性别角色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男女之别》（《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5期）、方辉《试论周代的铜匮》（《收藏家》2009年6期）、李零《出土文物有性别》（《东方早报》2012年6月18日第13版）、杨建华《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女性墓葬的社会地位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1期）、曹芳芳《性别考古学研究综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南方文物》2013年2期）、乔玉《兴隆洼文化房屋内遗存所反映的性别问题》（《北方文物》2014年4期）等。此外，2007年7月，在吉林大学召开了“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学术会议。2010年8月，南京大学举办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女性、女神信仰。
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中国的性别考古学研究可以2002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分工与随葬品性别特征的探讨，之后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内的性别考古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对于随葬品的性别特征以及男女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的探讨尤为可喜。同时，由于中国的性别考古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商周及其以前，商周之后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尤其是随葬品反映的性别角色问题，而对居址出土资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国内的性别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对考古资料的统计分析，很少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性别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果。此外，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常常有以偏概全的现象。事实上，遗物或遗存所代表的性别信息通常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时间或地域改变，其性别信息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另外，每个社会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未必都是泾渭分明的，即存在性别模糊化问题，比如中原地区商与西周的女性墓普遍不随葬兵器，但同时期海岱地区的女性墓却经常随葬兵器。史前时期的性别模糊化现象更为突出。
最后，与欧美国家相比，目前国内对性别考古方面的关注还较少，既缺少有影响力的论著，也缺少理论创新，相关研究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