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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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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被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此外,又对整个陶寺文化遗址群的宏观聚落形态进行了新的区域调查,取得了许多新发现和新成果,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显现出来。因此,陶寺遗址相关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特征的分析总结,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国家形态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一、聚落布局的规整性和等级的复杂性
  陶寺聚落属城址聚落,聚落内重要的遗存大多发现于城址内。陶寺文化早期发现一较小规模的城址,称为陶寺早期小城,面积约56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小区,西区居下层贵族,东区居上层贵族,为“宫殿区”。宫殿区约为6.7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另外,在小城外东南,钻探发现一些较为集中的窖穴,据窖穴的形制和周围有生土隔离带相对封闭的情况看,很可能是仓储区。小城东南近600米处,是陶寺文化早期墓地,20世纪70~80年代在大约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了1300多座墓葬,大多数为早期墓。
  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开始大规模扩建,目前城址内发现有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仓储区、墓地、大型建筑基址ⅡFJT1等重要遗存。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平面为圆角方形,方向315°,同早期小城方向一致。大城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加上中期小城的面积,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陶寺文化中期时早期小城基本已废弃,但宫殿区仍继续使用,且新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内发现殿堂建筑遗迹,该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位于此夯土基址中部偏东,面积为286.7平方米。另外,宫殿区发现一些高规格遗物,如带蓝彩的白灰墙皮、铜器残片、陶瓦等,显示出宫殿区居住者较高的地位和等级。
  此外,仓储区在陶寺文化中期仍继续使用。陶寺文化中期小城的功能比较特殊,在其西北角发现中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迄今仅清理了22座墓葬,其中大型墓一座即M22。M22为竖穴土坑墓,墓室出土有46件随葬品,而墓室周围的壁龛出土随葬品72件(套)。与20世纪发掘的陶寺文化早期墓地相比较,这个等级分明的墓地已不在城外而在城内,与之不同茔域,且分布于封闭的小城内。虽未出现大型墓单独成区的布局,但整个墓地已开始向相对封闭、集中、独立的形态演化,反映出中期大贵族的丧葬理念大为改观。M22随葬品也反映出这一点,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和木、陶、石礼器群不见于M22。M22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它们都有可能扮演着新礼器群的角色。另外,在中期小城内又发现了大型建筑ⅡFJT1,其建筑规模宏大,形制奇特,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前所未见,推测为兼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这些重要的遗存现象表明陶寺文化中期小城很可能是陶寺中期城址的宗教祭祀区。
  手工业作坊区大体位于遗址西南部,与宫殿区非一个区域并相隔较远。2010年的最新勘探结果表明,手工业作坊区面积近20万平方米,涉及制陶、石器加工、房址、夯土台基等与手工业密切相关的遗迹。
  陶寺聚落布局整体上看,存在着明显的统一规划,宫殿区、墓葬区、仓储区、祭祀区、作坊区等功能区划比较清晰。从建筑基址的方向上看,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以及夯土建筑IFJT3及其主殿等重要建筑,方向大体均为北偏西45°,基本一致,侧面反映了其一体化的内在建筑思想或规划,绝非随意而建,任意而为。中期墓地、观象台等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重要遗迹相对集中分布于中期小城内的现象也很可能是事先规划,有意而为。早期墓地可以分为两大墓区,即北部墓区和中部墓区,在每个墓区中,按墓葬分布和排列情况,又可大致区分出若干小片(区),或可称为墓群,每个墓群又由多个墓排组成。墓地、墓区、墓群、墓排,层次分明,排列更是有序。五座规格最高的甲种大型墓也相对集中于一区,按时序自西北向东南安排穴位,陶寺墓地显然也经严格规划,有着一定的布局和结构。可见,陶寺聚落布局的规整性比较明确。
  聚落的等级分化严重且存在多个层级,复杂化程度较高。首先,聚落布局功能分区本身就是等级分化的表现,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重要手工业作坊区等显然都是为权力阶层服务的。其次,从居址看,既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又有简陋普通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值得注意的是,同是贵族阶层则又进一步分化为下层贵族与上层贵族。第三,从墓葬埋葬情况看,城址存在的早期墓葬中就已存在明显的差别与等级分化。这种明显的墓葬等级划分体现了死者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墓葬等级越高,数量越少,而随葬品越多;反之,等级越低,墓葬数量越多,而随葬品却越少。墓葬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在着多个层次等级,而并非简单的大、中、小的差别。因此,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还反映了这种分化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陶寺中期墓地仍然存在此类现象,而且大型墓比早期大墓规模更大,随葬品更丰富,墓主为王者应该无疑。此外,陶寺遗址还发现有许多乱葬墓,死者或被弃于灰坑,或被作为人牲祭祀,或被夯筑于城墙中,有的甚至是多人丛葬。这些应是社会阶层分化甚或阶级矛盾尖锐的反映。
  从陶寺所处聚落群更宏观的区域看,陶寺遗址附近20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有14处陶寺文化时期遗址,这些遗址从空间关系上看,基本上围绕陶寺遗址分布,形成了陶寺组聚落。该组聚落分为三个等级,等级差别很明显,陶寺聚落宏大的规模与城址,使其在该组聚落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是该组聚落绝对的中心聚落。从整个陶寺文化的分布区看,也明显存在着聚落等级差别,都有着特大、大型、中型、小型的区分,而且聚落数量依聚落规模明显依次递增,规模越大数量越少,反之越多,呈金字塔式结构模式。其中,陶寺遗址仍然是区聚落中规模最大的聚落,优势明显,作为聚落中心之都邑的地位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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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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