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史前玉器是史前时期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活动过程中的一项发明创造。它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工艺，还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与时尚。而史前玉器的器型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体使用到组合使用的发展过程，更体现了史前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平等到层级分化的发展过程。所以史前玉器是研究史前文化、经济、技术，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对象。
1980年代以来，由于史前玉器的不断发现和考证确认，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史前玉器的研究逐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研究方法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与创新。其中应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史前玉器则是发展最快而得到广大研究者运用的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史前玉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考古学方法去发现史前玉器，二是用考古学方法来探索所发现的史前玉器的各种价值或各种信息。
运用考古学方法去发现史前玉器，主要是以田野考古的各种方法去发现史前玉器，包括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等。
运用考古学方法来探索所发现的史前玉器的各种价值，主要是历史的价值、艺术的价值和科学的价值。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价值，可以综合研究史前玉器所体现的史前文化面貌，经济与技术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状况。
在史前玉器的这三种价值中，历史价值是第一位的。而后两种价值都是在历史的价值明确之后，才能够充分揭示其价值意义。
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史前玉器的各种价值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其中以研究历史的价值的作用最大，并且是其他各种研究方法难以取代的。
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充分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后，对史前玉器的研究才能够得到深入的开展。
在中国，将古代玉器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始于北宋的金石学，即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但应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对古代玉器进行系统的研究，开展较晚，是在1976年发掘殷墟妇好墓出土700多件玉器之后才开展起来的。开拓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是夏鼐的《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合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汉代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等。而对史前玉器的系统研究，则是在1980年前后考古发现确认了一批红山文化玉器和良渚文化玉器之后才展开的。
20多年来，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史前玉器，已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的成果与经验，需要不断的总结与提高。
大家都知道，研究史前玉器，除了发现史前玉器外，还要解决所发现玉器的年代、用途，名称、制造工艺、技术水平，以及文化特征所反映的精神文化世界与观念、玉料产地，等等。其中许多是需要考古学研究才能够解决的。即运用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考古模拟试验分析等方法与手段进行。下面仅谈谈与运用考古层位学与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史前玉器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二 运用考古层位学方法来解决出土玉器的年代问题
运用考古层位学来判断出土玉器的年代（主要指相对年代），通常是比较简单的。即玉器出土层位在下面的为早，在上面的为晚，这是原理。如果玉器出土于某一考古学单位，那么该玉器的相对年代则依据该考古学单位的层位关系来确定其早晚关系。判断考古学单位的层位关系，主要依据该考古学单位的开口层位来确定，这是需要在田野工作中准确处理的，需要有一定的考古发掘经验，但是原理也是很简单的。
然而，由于考古遗迹的复杂性，以及考古层位形成的多样性，有时候在运用考古层位学方法不当时，也会形成对史前玉器年代误判的结果。如对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号墓的年代分析，就是一个例子。
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号墓出有三件玉器，两件兽面 形玉饰，1件玉箍形器，没有测年数据。但该墓所属的一号积石冢有两个测年数据，所以可以结合测年数据一起进行分析研究，以明确一号积石冢M4号墓中出土玉器的年代问题。
一号积石冢是有封土的积石冢。在1997年以前已清理了26做石棺墓。据发掘者介绍，这批墓葬至少可分为三个时期。最早的是M21、22、23、24号墓等四座墓，规模较大，埋葬较深，随葬玉器也较多，全部为一次葬。其次是M1、4、14号墓等三座墓，墓葬数量较多，首尾相连，成排分列，墓葬规模要小一些，埋葬浅，多数石棺较窄，出现二次葬，随葬品减少，但有兽面 形玉饰、玉勾云形饰。最晚的有M7、17号墓等，石棺变得更小，砌制十分草率，全部是二次葬。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采集了两个测定数据的样品，分别是积石冢封土中的木炭和M8号墓木炭。经测定，封土中木炭为4995±110，经高精度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779～前3517年（ZK1355）。M8号墓木炭为4605±125，经高精度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360～前2920年（ZK－1354）。
这两个数据，M8号木炭的为晚，封土中木炭的为早，似乎测年数据与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巅倒了。所以研究者不重视M8号墓木炭的测年数据，而以封土中木炭的测年数据作为积石冢年代的下限。得出了一号积石冢年代的下限为公元前3779～前3517年。并且由此还引伸得出红山文化玉器的年代下限。
其实，这个认识误解了这两个测年数据的地层关系。这需要运用考古层位学的方法重新分析这两个木炭样品的层位关系。
我们先分析积石冢的形成过程和其封土。
积石冢的封土，通常是在积石冢形成之后由人工有意封盖的。以往大都简单地认为封土是一座完整积石冢中最晚的遗存，封土的年代自然是表明积石冢最后形成的年代。其实不然，积石冢的封土通常是积石冢就地或附近的土，其在积石冢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只不过是在积石冢形成之后由人工有意封盖在积石之上。因此，准确的理解应是：积石冢封土的行为是营建一座完整积石冢中最晚的，但封土中的物品，尤其是自然物，应是在积石冢形成之前的物品，其年代自然要早于积石冢。当然也不排除在实施封土过程中混进当时的遗留物品，在实施积石冢封土之后也有可能混进后期的物品。所以，对积石冢封土中的遗留物品要进行仔细甄别，不能一概而论。
分析的这一考古层位学上的道理表明，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封土中的木炭，若是在实施封土时土中的自然物品，那么对其测定的年代说明了该积石冢年代的上限（最早年代）而不是下限（最晚年代），即该积石冢应是在公元前3779～前3517年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而不是在此之前形成的。这与原来分析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我们再来分析M8号墓及其木炭样品的层位关系。
M8号墓的木炭是在M8号墓墓葬形成之时或之前的物品，其测定的年代应是表明M8号墓年代的上限（最早的年代），或大体表明M8号墓的年代。这个测年数据表明M8号墓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360～前2920年或其之后。
M8号墓在该积石冢中与M14、M19号墓成一行，表明他们的年代可能同时。M14号墓又与M4号墓同时叠压M21号墓 ， M4、14号墓属于该积石冢中中层墓葬。据此推测M8号墓应与M4、14号墓一样，也属于一号积石冢中的中层墓葬。所以M8号墓木炭的测年数据实际上表明了该积石冢中层墓葬的年代。也就是说一号积石冢中M1、4、8、14号墓等中层墓葬的年代可能在M8号墓木炭测年数据公元前3360～前2920年或其之后。这个年代应是确认M4号墓中两件兽面 形玉饰与1件玉箍形器年代的主要依据。
另外，我们还可以分析一号积石冢下层墓葬及其玉器的年代。一号积石冢下层墓葬有M21、22、23、24号墓等。下层墓早于中层墓。中层墓M1、4、8、14号墓的年代在公元前3360～前2920年或其之后。那么，一号积石冢M21、22、23、24号墓等下层墓葬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360～前2920年之前。M21号墓中的20件玉器的年代也可能在公元前3360～前2920年之前。
那么在这之前多少年呢？
前面的分析已表明，以一号积石冢封土中木炭的测年数据为依据，确定一号积石冢开始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3779～前3517年之后。由此，我们得出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21号墓及其20件玉器的年代应在公元前3779～前3517年至公元前3360～前2920年之间。
以上的分析表明，虽然同样是运用考古层位学方法分析相同的资料，但由于运用不当，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三 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来分析出土玉器的年代问题
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小到1件遗物，大到一个区系的各种考古学文化。应用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如某种器物或某种纹饰的发展演变，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区分，以及判断各种遗迹、遗物的相对年代，器物群组合，甚至是对器物的用途、定名等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在史前玉器的研究中，是最适合于运用这种方法的。
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原理是较为简单的，是研究某类遗迹或某类遗物相似性差异程度，并排出相关性系列，以达到所要研究的目的。如判断某类遗迹或某类遗物中某种遗迹或某件遗物的相对年代，不同的遗迹或遗物的同阶段的组合情况，等等。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因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不同，或运用不当，形成的研究结果也有很大的区别。如对三星他拉玉龙年代的判定，对金沙十节玉琮年代的分析，都是说明如何准确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的例子。
三星他拉玉龙发现于1971年，对其年代一直不明。1981年有研究者通过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并结合对红山文化兽面 形玉饰形制的研究，提出三星他拉玉龙的文化属性是红山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形成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三星他拉玉龙是由红山文化兽面 形玉饰演变而来的。
这个研究认识涉及到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三星他拉玉龙和红山文化兽面 形玉饰的分析。我亦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但分析结果和形成的认识却和以往的不同。我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应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之间，其文化性质可能属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是我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三星他拉玉龙和红山文化兽面 形玉饰，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有关遗存得出的认识。
如果将这个认识扩大应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那么将形成更为重要的研究认识。因为20多年前将三星他拉玉龙判定为红山文化、距今约5000年，由此依据三星他拉玉龙提出了龙在5000多年前辽河流域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问题。现在我认为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它不是红山文化玉器。所以对龙在5000多年前辽河流域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问题，自然需要重新认识。
从这个引伸的认识来看，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的作用已超出了研究遗物的本身。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四 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来分析出土玉器的用途与定名
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来分析出土玉器的用途与定名，主要是分析出土玉器的形制特征，出土位置，与其他出土物的组合情况等进行的。下面介绍我对凌家滩玉龙实为玉虎的分析。
凌家滩“玉龙”是1998年10月至11月第三次发掘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时在M16号墓葬中发现的，其年代约距今5500～5300年，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环形动物玉雕作品。
这件“玉龙”呈偏心穿孔的环状，首尾相接，在接近尾部的一侧有一可穿线系挂的小孔。“玉龙”长径4.4、短径3.9、厚0.2厘米。其首部圆雕呈兽面，沿环一周外侧刻一规整的弧线，表示脊背线，与脊背线相连的有17条向外放射的斜线。该“玉龙”的表现内涵，主要体现在兽面及脊背纹饰上。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是“玉龙”。有人还称之为“中华第一玉龙”。
我认为凌家滩“玉龙”的首部表现的是虎首，环蜷的身躯表现的是虎身。所谓“玉龙”实际上是虎头虎身。这件玉雕作品应改称为“虎形玉环”。
我将凌家滩“玉龙”的首部认作虎首，主要依据是“玉龙”首部的兽面特征。
该“玉龙”首部的兽面特征为：吻部突出，上下唇微启，橄榄形眼，上下一对獠牙位于嘴角根部，上獠牙齿尖位于眼后，额部隆起，双耳位于头顶，并耸向后方。这些兽面吻部、嘴唇、獠牙、眼、额、双耳的特征，由于受器型较小、刻线缭草，不易辨认。但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其他玉雕动物造型的作品进行对比，可以较容易地辩认出来。
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雕动物造型作品，见于发表的有猪首璜、连体猪鹰、龟甲、双虎首璜、虎首璜、兔形梳背、鸟形饰、鸟首饰等。与“玉龙”首部的兽面特征有关的是双虎首璜与虎首璜，有四件。
第一件是1985年春由村民挖掘出土的，即85M1：7（87含征3）虎首玉璜。这件玉璜的一端圆雕一卧虎的上半身，另一端残缺。残长14.7厘米、宽1.5厘米、厚0.6厘米，断面呈扁圆形。虎首刻纹清晰而简单，与圆雕的首部形态一起，突出表现了虎首的嘴、眼、双耳的特征。嘴部露出上下两排牙齿，上下一对獠牙外伸。梭形眼，对穿圆孔为晴。高额，双耳以上下落差的方式表示，并向后耸立。前腿俯卧，刻纹表现虎腿、虎爪及腕部的纹饰。有5爪。
这是目前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最为形象的虎的形态（虎的上半身），以刻划上下两排牙齿及外伸的獠牙，突出表现虎的凶猛的特征。这也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虎首纹饰中最为清晰的形态，一望便知其为虎首。
第二件是1987年11月第二次发掘凌家滩遗址时在M15号墓葬中出土的。即87M15：109虎首玉璜。这件玉璜也是在一端圆雕一卧虎的上半身，一端截平，断面呈长方形。长16.6厘米、宽1.9厘米、厚0.8厘米。虎首形态特征不鲜明，但外伸的獠牙、俯卧的前腿、吻部的四条横向刻纹等，表明其表现的形态特征与85M1：7玉虎首璜的卧虎是相同的，只不过虎首的形态及刻纹较为潦草。如不与其他形象特征鲜明的虎首形态比较，不易明辨其为虎首。
第三件与第四件都是双虎首玉璜，是1987年11月第二次发掘凌家滩遗址时在M8号墓中出土。两件大小、形状、纹饰相同。如87M8：26双虎首玉璜呈半圆环形，两端各圆雕一卧虎的上半身，断面呈扁圆。外径11.9厘米，内径7.1厘米，宽1.9、厚0.5厘米。两端的卧虎形象基本相同。吻部以四条横向刻纹表现上下唇及上下两排牙齿，嘴角刻划一对上下外伸的獠牙。额部微凸，穿孔为晴，眼睛位于上獠牙的上前方。耳向后耸立。前腿俯卧，刻纹表现虎腿、虎爪。有3爪。
以上四件玉璜的卧虎形象，以85M1：7（87含征3）的最为生动，87M8：26与87M8：25的次之，87M15：109的再次之。如85M1：7的卧虎，形态具象，刻纹清晰，上下两排牙齿，一对獠牙的位置，嘴角与下颚，高额，上下错落的双耳，以及前腿腕部纹饰与五爪等，都表现的十分具体，特征鲜明。而87M8：26的卧虎则开始呈现出雕刻潦草的状态，虎首的外轮廓线以适应玉璜两端的造形而使圆弧形的虎首趋向长方形。87M15：109的卧虎已不见虎爪纹饰，虎首轮廓线变异，虎耳特点消失，唯独獠牙的纹饰特点及俯卧形态，表明其与87M8：26玉璜的卧虎及85M1：7玉璜的卧虎有演变关系，可辨其兽面为虎首。
这三种虎首的演变特征，主要体现在吻部的刻划、牙齿纹饰、獠牙与耳的表现方式等方面。即吻部形态清晰的上下两排牙齿、上下嘴唇、鼻梁及额部，逐渐演变为吻部形态模糊得以四条横线将吻部分割为上下牙齿、上下嘴唇与鼻部的五部分。獠牙位置与形态适中演变为獠牙位置偏移、下獠牙不清晰，易使人将獠牙纹饰错认为面部斑纹；上下错落的双耳逐渐演变为单耳以及耳形态消失。另外卧虎的腿爪，由刻纹清晰逐渐演变为刻纹简略，由五爪演变为三爪，又演变为无爪纹。
这三种虎首玉璜所属的墓葬都是凌家滩遗址的早期墓葬。这说明玉雕卧虎的形态，尤其是虎首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由具像演变为抽象的形态了。
按照这三种玉璜虎首的形态及其演变特征，并与凌家滩“玉龙”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确认凌家滩“玉龙”的首部表现的是虎首。
凌家滩“玉龙”的首部形态，由于整器为环形、首尾相接等原因，其表现的与玉璜虎首的形态有所区别。如首部比例较小，没有表现上下两排牙齿，眼睛没有穿孔。但一些基本特征的表现风格是相同的。如上下獠牙，橄榄形眼，以上獠牙齿部线条同时也作为橄榄形眼刻纹线的一部分，上下错落并向后耸的双耳，额部突出等。其中表现上下獠牙的刻纹，因兽面上没得表现上下两排牙齿，容易将此误认为兽面面部的皱折纹；但仔细观察该刻纹的位置及形态，其与玉璜虎首上表现上下獠牙的风格是相同的。而表现上下错落并向后耸的双耳，因将该器的整个首部理解为龙首，容易将此误认为双角；但仔细观察其形态并与玉璜虎首耳部形态的比较，不难发现其与85M1：7（87含征3）玉璜虎首的双耳的形态接近。
凌家滩“玉龙”首部应是虎首。
凌家滩“玉龙”呈环形，除相接的首尾部分外，其他部分为其身躯。因整器为环形，身躯蜷曲，容易使人误认为其蜷曲的身躯为龙的身躯，而将其上的刻纹误认为龙身上的鳞片。其实，蜷曲的身躯是因为器形为环状使然。而沿环一周外则刻一规整的弧线，其表现的无疑是脊背线，与该弧线相连的17道放射斜线，应是表现动物脊背的特征。
由于我们已经确认其首部为虎首，那么其脊背上的17条放射斜线应是表现虎背上的或是身躯上的鬃毛，而绝不可能是鳞片。
凌家滩“玉龙”的身躯应是虎的身躯。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确以往指认的凌家滩“玉龙”实际上是“玉虎”。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虎”。这件环形动物玉雕作品应改称为“虎形玉环”或“环形玉虎”。 其用途应是佩戴在人首部位上的坠饰。
五 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并结合对文献的分析来探索玉料的产地
这方面的研究，仅列举探索兴隆洼文化玉料来源的一个推测性认识。
兴隆洼文化的居民能够识辨开采玉料、制作玉器，并使用玉器装饰人身。这已在兴隆洼文化的多处遗址中发现的玉器得到说明。兴隆洼文化玉器，大多发现于居室墓葬中，少数发现于房址内。器形种类有玉 、管状 、管状珠、匕形器、小形斧与锛、凿、坠饰、弯条形器、管蝉等。对这些玉器的形态分析表明，当时制作玉器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如采集原料及开片、琢磨毛坯、琢击穿孔、修整器身、抛光、切割等。这些玉器都属于装饰性用器，器形简单，有的模仿当时的工具。从玉器的形态和制作工艺角度分析，应是处于较为原始的手工治玉阶段。但玉 、玉管、玉蝉等玉器表明，当时的玉器器形已有固定的风格，制作有一定的难度，由此推测应存在着比现在已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更早的玉器。这应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探索比现在已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更早的玉器，自然要和探索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结合起来进行。此外，还要从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原料角度进行。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原料采自何处？许多研究者试探过，形成有几种认识，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是采自辽东的岫玉矿。
我推测兴隆洼文化玉器可能采自兴隆洼文化分布的辽西山地。作这种推测的依据有以下两条。
第一条依据是兴隆洼文化还没有涉足辽东。兴隆洼文化分布的东界处于下辽河平原西部边缘一带，没有东过下辽河。先不说兴隆洼文化人能否越过当时的下辽河，目前在下辽河以东地区还没有发现与兴隆洼文化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辽东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后，目前还处于文化上的空白区。兴隆洼文化的玉料怎么会采自那里呢？
第二条依据是对文献记载的分析。据《尔雅•释地》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 琪焉。”《说文解字》中将“ 琪”作“ 亏 ”，并解释为《尚书•顾命》记载的“夷玉”。如《说文解字•玉部》：“ ，医无闾之 亏 ，周书所谓夷玉也。”
止于东汉的这些文献记载都将“ 琪”或“夷玉”与“医无闾”联系起来，即“ 琪”这种玉产自“医无闾”。那么“医无闾”在何处呢？
晋郭璞在《尔雅注》中将“医无闾”定在了辽东，如“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 琪，玉属。”
由于郭璞的这段话，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将“医无闾”定在了辽东，并将“ 琪”与现今的岫玉联系。又由于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检测，其成份结构与岫玉接近，而从地质构造的角度分析，辽西山地不会存在玉矿，于是乎一批学者认定兴隆洼文化的玉料采自岫玉矿。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将《尔推•释地》记载中的“医无闾”与现今还称作“医巫闾山”这个山脉联系起来，那么一直到汉代还认识到医巫闾山及其附近山地有玉矿源。只是到了晋时，医巫闾山产玉矿已无人知晓，而辽东岫玉又大扬其名，所以郭璞将“医无闾”山定在了现今产岫玉的辽东。后人都上了郭璞的当。
如果这个解释有合理的成份，那么可以推测，在现今辽西的医巫闾山以及往西至七老图山之间的山地应有玉矿源，其玉矿的玉质成份结构可能与岫玉接近，兴隆洼文化是在自身文化分布区内就地开采玉矿制作玉器的，后来红山文化可能也是如此。但在红山文化衰败后，辽西的玉矿可能逐渐不为人知晓或是已被开采贻尽。
这个推测性认识，需要在辽西山地发现玉矿源的证实。然而，至今的一些玉矿探索者认为辽西山地的地质构造不会产生玉矿。果真如此吗？
我希望今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辽西山地进行一次详细的地质调查，以解决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距今8000年前后兴隆洼文化玉器玉料的来源问题。
在辽西地区探索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这或许是真正的世界上最早的玉器。
以上是我运用考古层位学方法与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中国史前玉器研究的一点心得，纰缪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