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在六十余载的考古生涯中，把全部心血倾注于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他丰厚的研究成果，大大地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构建中国考古学殿堂的珍贵财富。佟先生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几近痴迷，他以读书为立身之本，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安于清廉的生活，耐得“寂寞”，潜心治学，与世无争。他毅力超常，勤奋过人，锲而不舍地研究与写作。他每天沉浸在学术研究的无穷乐趣中，从不言治学之枯燥与艰辛。佟先生为人善良、正直、坦诚，他谦逊严谨，宽厚待人，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许多中青年学者。对于每一个向他求教的中青年学者，都热心地倾全力帮助，平等相待，他对于学生诲人不倦的品德受到学术界的尊敬。他始终不懈地追求完美、追求学术真理，为了理想而奋斗不息，堪称后学之楷模。
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之际，我们对佟柱臣先生进行了专访。
郭物（以下简称郭）：佟先生，您好！很荣幸与您交谈，首先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中，您的成才道路非常独特。早期是自学成才，后来是向很多前辈学习。您的研究涉及中国东北地区考古、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考古等领域中的许多重大学术课题，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等前沿课题的研究中，您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精辟见解。在考古文博界中，我发现像您这样，涉足研究领域的时代跨度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丰富、研究成果分量如此厚重、建树如此之多的学者是非常罕见的。这让我想起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您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这么多、这么好的研究工作呢？
佟柱臣（以下简称佟）：谈不上！谈不上！我可能是比较执着吧！我在2003年曾经给《中国文物报》撰文《喝粥足矣，奋进为乐》，这句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除了事业追求，我几乎没有其他追求。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吧！
郭：我注意到您家里祖辈是当地大族，佟姓祖辈在当地一直是清代驻守重要边门的官员，这个背景跟您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吗？
佟：我家祖辈的确是官宦大族。这个背景对我成长的影响比较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满族家庭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虽然到我父亲佟保昌这一代时，家庭已经败落了，但这种传统还保持着。1931年，我11岁，进入白土厂门小学，除了学习算术、国语、历史、地理之外，还读了《论语》、《孟子》，旁及《诗经》与《幼学琼林》等书。1935年考入黑山县中学。1938年，我从沈阳第四国民高等学校毕业，1939年考入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第三班，选择师范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少花钱。记得父亲在沈阳时，曾经路过当时的东北大学，这更加坚定他教子读书的念头。虽然他只是一个商贩，难于糊口，但仍然坚持供我上学。为了让我完成学业，当时借了不少钱，这些债务直到我工作三年以后才全部还清。在当时的条件下上学读书非常难得，特别是我的情况就更不容易了，早年受的教育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郭：佟先生，考古界都知道您早期的考古工作是凭自己兴趣，而且是自己独自进行考古调查，您能说说您早期的考古经历吗？
佟：我在黑山上中学时开始喜欢文科，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看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话以后，我想立言以明志，于是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杂文。在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地理系学习期间，我利用学校藏书，博览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历史学等书，还看了廿四史。因为对历史和地理感兴趣，所以我确立了专攻考古学的志愿。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考古课，那个时代国内还没有考古专业，所以，我只能利用国内外的考古学书籍进行自学。一次从吉林回黑山的路上，我收集到一些陶片、石器，然后开始研究。为了弄清这些标本的名称，我不知道查对过多少考古图版、插图，相互比较。没有先生指导，学习自然要艰苦得多，进展也慢，可是却促使我自己阅读了更多的考古书籍。我还利用星期天和假日，在吉林市和永吉县进行了调查，像欢喜岭、平顶山、骚达沟西砬子、西团山等史前遗址，还有龙潭山高句丽山城、乌拉街明清乌拉部城址等等我都踏查过，这样渐渐地入了考古学的门。
郭：您毕业后第一次工作是从内蒙古开始的，而且您曾在内蒙古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时期您的精神特别苦闷，但也很有收获，您能回忆一下吗？
佟：1942年，我到内蒙古凌源中学教书。由于当时正处在沦陷时期，所以特别苦闷，我曾在《凌源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调查》一文中写道：“寸衷郁郁，何可自慰，是以采集乡土资料，自作研究。” 大凌河流域两岸阶地上遗址分布很密集，所以在教课之余，我经常跑到野外寻找遗址，收集标本。曾先后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遗址。在凌源还发现了安杖子城址，采集到各式饕餮纹半瓦当，证实那里是一座燕国的城址。在牛河梁发现不少筒形彩陶、红地黑彩片，和红山后出土的同类彩陶很相似，并从附近农民手中看到了卷云纹大型玉佩饰等。牛河梁现在非常有名了，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大型积石冢和祭坛。1943年至1945年，我转到内蒙古赤峰师范教历史。这里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日本人已经在这里发掘过。这个时期，我仍然是不断地跑野外作调查。我当时自发的考察为认识红山文化的内涵，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也积累了不少基础知识。1944年，我跟随李文信先生参加了赤峰猴头沟辽代缸瓦窑窑址的发掘。这里是一个有几十座辽代窑址的窑村。由于这次发掘，我对辽瓷发生了浓厚兴趣。
郭：您曾经因此编译了辽瓷的有关文献，组织辽瓷图版，绘制辽瓷分布图。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您还完成了《中国辽瓷研究》一部书稿，这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学术因缘啊！您在那个时期还发现了早期的长城？
佟：对，我在赤峰英金河北岸发现了一段长百余里的长城。这段长城西接围场，东连敖汉。在我国，是继英国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汉长城以后的一次重要发现，而年代又远到燕、秦。当年最重要的工作是发现了夏家店等重要遗址，今天广泛分布在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因为我当年所发现的夏家店遗址而得名的。
郭：夏家店下、上层文化现在都是非常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需要大量的考古工作，这两个文化的命名是比较晚的事，学术界怎么会知道您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遗址呢？
佟：当时我调查后撰写了《凌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察》、《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热河の土俗》、《热河先史文化与赤峰红山》、《热河の先史遗迹》、《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于1943-1947年先后发表，很早就为学界所知，所以这个是大家公认的。
郭：我知道很多人都对野外发现的古物感兴趣，但我觉得您最可贵的是真正地深入到学术领域的层面，在没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写成学术研究的文章发表。这个不但清楚地记录了遗址的研究历史，而且对您自己后来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事情吗？
佟：我最初的确是凭个人兴趣进行考古工作的，而且可以说是自己摸索。写成文章发表是我立言的志向表现，这些发表的文章还使我得到了贵人的帮助。由于金毓黻先生看到我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一些研究文章，所以他推荐我进了沈阳故宫博物院任副研究员，日常事务是将各代文物进行整理、编目、上架与陈列，这样我有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机会。在这里，我与金毓黻、罗福颐、李文信、阎文儒、裴文中、贾兰坡各位著名的史学家、金文甲骨学家、考古学家朝夕相处，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与研讨，自己感觉受益很大。在沈阳的时候，为了明确在此以前东北考古学方面总的成就，我整理了东北考古文献目录、东北史前遗迹地名表以及东北各时段的考古资料。这些工作使我对东北考古学概况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但这些工作都是针对东北做的，后来有机会到北京，我觉得留在北京搞全中国的新石器研究工作具有更好的条件。很巧的是，1949年解放后，裴文中先生已经是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经过裴文中教授、韩寿萱教授推荐，我进入了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我那时所做的工作不仅是进行文物编目，也从事陈列工作。在裴老的指导下，曾布置过从猿到人的展览、中国原始社会陈列、中国近代史陈列。1950年，我参加了裴文中教授领导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前往吉林西团山从事发掘工作。1953年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之聘，参加裴文中教授负责的史前考古课教学小组组织教材等工作，1959年还被马寅初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论文导师。所以说我学术生涯的每个重要转折都有前辈学者的帮助和提携，我很感谢这些先生。特别是裴老，他奖掖后学的宽阔胸怀影响我终生，所以我1982年参加他的追悼会之后，写了《七律•悼文中博士》，表达对他的无限怀念和追思。
郭：您在这个时期从事博物馆工作。通过工作实践，您思考了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以及与考古学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博物馆学是辅助性学科，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博物馆学中的陈列、采光、编目、保养、修复，都是讲形式、方法和技术的，它仅能为某一具体学科服务，而不能替代具体学科。您能谈谈当时您所做的具体工作吗？
佟：说到博物馆的工作，我在凌源教书时，便翻译了滨田耕作的《博物馆入门》一书，以后在沈阳博物院工作期间，为了搞陈列，更涉猎了不少博物馆学方面的书籍。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以后，在裴文中教授的指导下，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布置了“从猿到人展览”。这个展览很有影响，裴老很注意劳动创造人理论的宣传，曾多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和作学术报告。而我从裴老学到了灵长类发展和演变的知识。以后又在裴老和贾兰坡教授的指导下，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中国原始社会陈列”。这个陈列拟定要把中国石器时代的专门知识，以通俗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观众。为了做好陈列，我辑录了《经典作家论原始社会》一书稿，以提高自己的理论认识。制定了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提纲，设计了陈列图稿，制作了布景箱。这些在我国博物馆学史上，均系开拓性的创举。展出以后，影响更大。同时还参加了“中国近代史陈列”，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通过文物、文献、照片、图表、模型，展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面貌，这个陈列以后也就构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阶段陈列的基本内容。因为我这段时间从事博物馆工作，所以在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南开大学曾先后讲授考古陈列课，并写了《考古材料的陈列》一文，收在1958年出版的《考古学基础》一书中。后来我在考察了苏联博物馆科学研究现状后，发表了《记苏联历史博物馆》的考察报告。此外还发表《记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考古讲座》一文，向国内考古界介绍了这两个科学研究单位的组织与研究概况，以便有所借鉴。我在文化部文化学院工作期间参加筹备了文物博物馆系，讲授了博物馆学，组建了考古文物陈列室。
郭：考古学家从事具体的博物馆工作比较少见，您真是干一行爱一行，而且还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现在知道，您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完成的，您当时离开博物馆有什么原因吗？
佟：1959年，由于当年极左的政治路线，我被调离历史博物馆，到文化部文化学院当了两年教师，培训文物博物馆工作干部和招收大学生。1961年，文化学院下马了，夏鼐所长接受我进了考古所，我在这里一直干到了退休。
郭：我发现您在人生关键的时候都有非常好的先生提携您，真的是非常幸运！我想这也和您自身的优秀表现有关系。我们知道，您花费了多年时间进行中国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工艺、类型和文化的研究。关于北方的细石器，您不同意完全用传播理论来解释细石器的广泛分布。您研究了仰韶、龙山和大汶口的石器，探讨了石器选料、选形、截断、打击、琢、磨、做孔等几种工艺，这些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开展的工作。您指出：“在我国旧石器晚期便开始了磨制技术，不是到新石器时代才开始的。”因而，“一般考古通论中所谓新石器时代即磨制石器时代的概念”是不确切的。在1982年6期《考古》上您又发表了《仰韶、龙山文化的工具使用痕迹和力学上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工具上的使用痕迹，是您在立体显微镜下亲自观察的，在我国也是首次尝试。您还请机械工程史学家从力学上对各种器形和对各种使用痕迹进行论证，开拓出细石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新领域。您还指出：“我看到旧的石骨蚌器有从多到少的过程，新的金属器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新的铜器的出现，仅表示旧的石骨蚌器消亡的开始，只有新的优越的铁器达到足以代替旧的石骨蚌器数量以后，旧石骨蚌器才最后的退出历史舞台。”您的这些创见在当时都扭转了大家习以为常的认识，今天看，也是实事求是的结论。您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呢？
佟：要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关系，首先要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而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中主要的是石器，所以我才对各区文化中的石器类型、数量、型式、编年、制造工艺及使用痕迹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样才能深入研究中国新石器的特征，进而明确中国新石器在世界新石器发展阶段中所占的地位。同时这对认识中国国家的出现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力出现的过程都是与夏、商、周的生产方式密切联系着的。
郭：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经济因素，工具的确是其中的核心，您的这个研究抓到了关键。我觉得您的另外一个视角也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从地理、生态影响人类生存方式方面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的区域特点。这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一文，您能谈谈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吗？
佟：中国的地理环境很有特点，在中部从北到南有三个明显的山脉。即阴山东西褶皱带、秦岭东西褶皱带、南岭东西褶皱带。这些山脉不是简单的地理单位，三个山脉在不同的纬度分出了不同的生态环境，而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必然要影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而三个山脉也就成了不同文化的接触带了。阴山山脉是河套以北狩猎经济形态含细石器诸文化与黄河流域粟作经济形态诸文化的接触地带；秦岭山脉到淮河一线，是黄河流域粟作经济形态诸文化与长江流域稻作经济形态诸文化的接触地带；南岭山脉是长江流域稻作经济形态诸文化与珠江流域稻作经济形态诸文化的接触地带。由于中国自然条件极为复杂，像新疆东部的戈壁地带，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均有属于不同文化面貌接触地带的可能，只有待今后证实而已。所以决不是只有这三个接触地带，应该有几个接触地带。而这三个接触地带的理论，与李四光先生从地质力学上所确定的东亚大陆东西褶皱带是密切相关的，和他的理论是相一致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内在的地理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的。
郭：中国古代史籍一直以中原为中心，为正统，认为中华文明千古一系，周围的人群和文化均为夷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西方学者介入中国的历史、考古研究，这种历史观受到“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冲击。“中国文化西来说”最终被证实并不正确，但这却成为刺激中国学者思考的因素之一。四十年代出现东西二元对立说，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所谓夷东夏西。截止五十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仰韶-龙山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这个一元论的流行可以认为是考古界向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回归。可惜这个认识并不全面，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自己曾坚持一元论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一元论一直影响到七、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多个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考古学角度对中国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非常有前瞻性，具有引导学术发展的作用。您还把王湾三期和二里头一期作为夏时期的遗存。1986年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非常重要，文中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认识，对后来学术界提出中国文明多中心起源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开启中国文明多中心研究思路的意义。而您认为文明社会在多中心的背景下最先形成于中原地区的看法对后来学术界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统的模式有重要的启迪。您能谈谈当时您的思路吗？
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呢？中国新石器时代阶段，并不存在从一个地点起源的问题，从旧石器晚期延续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若干个中心，如马家窑文化系统中心、半坡文化系统中心、庙底沟文化系统中心、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等都是，当然，就全国来说文化中心决不只此几个，今后随着各地发掘和研究的进展，各省、自治区将会有更多的中心出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些多中心的文化，不是按同样速度发展的，也不是按同样水平发展的，而是发展得有快有慢，有高有低。其中不平衡规律的支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高度发展的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被发现后，证实了中国最早出现国家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在黄河中下游出现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周围的马厂类型、石棚山类型、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发展不平衡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
郭：您在当时提出这样的看法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眼界，1991年您还首次用“方国文明”的概念总结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特点，这些创见是否和您在全国跑调查有关系？
佟：当然有关系！考古研究不是书斋中的学问，要想有新的认识，除了要亲自发掘以外，还必须尽量多看，多跑各类遗址，观察出土的遗物。我年轻时就是从跑学校周围的遗址开始的，我是教师范学校的，所以我还发动过我的学生提供线索。我从1939年开始考察新石器，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我倾心研究新石器。为了这一课题，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跑遍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对中国新石器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郭：1995年，您出版了您字数最多的一部著作《中国新石器研究》，220万字，这部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也算是中国字数最多的一本新石器研究论著了。您能谈谈您是怎样完成的吗？
佟：我写这本书前后花了50多年。我认为在实地观察实物很重要，在我外出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当地的同行都会热情接待我，生怕我漏看了一件石器，我去外地不光是参观库房、博物馆，也跑了许多考古工地。在此过程中，我因为绘图而亲眼亲手观察了近十万件石器，在现场画了上万件一比一的线图。这本书我曾三易其稿，仅仅女儿帮我校稿，就花了几个月时间。它收录的石器有7981件，从动笔到最后完稿，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手写定稿即有30多斤之重，稿子码放到一起近一米高。
郭：佟老，您到考古所后先后进行了两大课题的研究，一个是前面说的新石器时代研究，另一个研究项目就是边疆民族考古，为了这些课题的完成，您频频到全国各地收集材料。您为什么对边疆考古倾注如此多的心血呢？
佟：早在青年时代，我便读了一些民族史，因此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我看到祖国汉代匈奴人在欧洲激起的历史波澜后，便写了《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的移动》一文，发表在1942年第二辑《学艺》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证明北匈奴在燕然山被窦宪击败以后，西越乌孙抵康居，更由康居迁至阿兰、哥德之地，引起哥德人在欧洲广泛的迁徙。以后，因为我在东北工作较久的关系，更加热爱民族地区的考古材料，1976年发表了《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一文。我从鄂嫩河流域阿琴村发现的条带纹锥足鬲，西伯利亚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平周布，海兰泡柯奎镇 人使用的隋唐空首铁斧，大杜拉尔谷出土的金代鹿纹带季字青瓷，以及庙街明奴儿干《永宁寺记》碑等，证实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沙俄所有，这是1858年沙俄强迫清廷签订《爱珲条约》的结果。其次，1984年发表了《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考察》。该文从捷秋贺新石器时代横剖面三角形石斧与我国新开流的形式一致，至唐代，乌苏里江以东为渤海国辖区，故克拉斯基诺古城发现与渤海上京龙泉府一样的莲花纹瓦当，金代双城子则有完颜忠公神道碑等研究证实：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这4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沙俄夺去，仅仅是100多年前的事。关于西北地区，1981年我发表了《从考古材料看汉、唐对西域的管辖》。我从吉尔吉思大宛的锡拉巴夏特城、伊塞克湖南岸普尔热瓦尔斯克城附近的乌孙墓地、楚河南岸应是唐代碎叶镇的阿克别伸城，论证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地区，悉隶中国版图，只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沙皇俄国又把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并入沙皇俄国。另外基于我国现有56个民族推断，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当然会更多。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到底如何，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课题有特别的爱好。
郭：您对边疆民族考古问题有特别的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您花了6年时间“与窗外绿柏作伴”，完成的巨著《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60万字！您在书中把我国边疆划分为东北、北方、西北、西藏、西南、台湾和南海诸岛等区域，从古代一直记述到明清。您能具体谈谈吗？
佟：我从1976年开始写这本书，实际上很早就开始收集考古材料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到底如何，是十分值得探讨也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因而积累了很多考古材料。
我认为，汉族在汉代以前称为华夏族，在汉代以后称为汉族，无论华夏族或汉族，与其同时生活的都有所谓蛮、夷、戎、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消失，不是她的后裔断绝了，而是她们融合入了多民族共同体，文化水准提高了。夏、商、周的中原地区许多民族到战国时期融合成了华夏族，她既包含多民族的血统，也包含多民族的文化，是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秦统一了全国，为多民族的融合准备了政治条件。汉代开始出现了汉族移居到全国各地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把中原的丝织物、漆器、铜器、铁器等当时的先进的物质文化带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则以其自己的生产方式开发了边疆，并以畜类、物产输进了中原，所以汉族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比华夏族包含更多民族的共同体，既包含更多民族的血统，也包含更多民族的文化，因此汉朝是我国多民族融合非常显著的时期。魏晋以来，进入中原汉族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乌桓完全融合。唐代西域、南诏、渤海出现封建制，所以中原地区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封建制，到唐代才在全国边疆较发展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这些地区并普遍使用汉字，反映了唐文化的一致性，是民族深入融合的标志。宋代以后，北方的大族契丹、女真和西夏，又融合于汉族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为汉族增添了新的血统和文化。
一个民族，当她们融合于多民族的共同体以后，文化更提高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所以融合成的一个更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更多的多民族文化，将是民族发展的强大趋势。因此从几个民族融合成的共同体到更多民族融合成的共同体，从人数较少到人数更多，从散居地区较小到聚居地区更大，应是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规律。
郭：一般人印象里，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比较古板，其实多才多艺的考古学家很多，您1997年还出版了《医巫闾山诗集》，这次您还抄写了两首您的诗作，您的诗兴是怎么来的呢？
佟：我每到一地都有吟诗的习惯，比如1980年年底，我到湖北宜昌红花套遗址的库房收集长江流域的石器，12月12日我在那里也写了一首《红花套江堤漫步》：江出三峡浩瀚东，朝阳映水耀金波。白帆数点东流去，不信人间尽蹉跎。从这些旧体诗中，可以看出我当时的行程，也衬托着我当时的心情。每个人的人生肯定是蹉跎的，你乐观了，简单了，有事业追求了，蹉跎也就被你忽视了。
郭：佟先生，现在社会上对考古很感兴趣，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行内人都知道，考古工作实际上非常辛苦。古代遗址现在大多在穷乡僻壤，工作条件不好，一出差就是几个月，有的考古学者把它叫作“抛家舍业”。您一定也不例外吧？您是如何面对这个现实问题的？
佟：考古工作的确辛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早年，我在吉林和内蒙跑调查的时候，每天带着一块填不饱肚子的干粮，渴了，喝几口冷水，背着几十斤重的石器、陶片，翻山越岭，一走就是十几小时。 1984年我去考察吐鲁番一个遗址的时候，在超过40度的气温下，顶着太阳在那里采集石器。前面说过，1980年年底，我到湖北宜昌红花套遗址的库房收集长江流域的石器，结果一待就是一二十天。不过我倒觉得苦中有大乐。另外我特别感激的是我的夫人，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甚至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还在外地。
郭：看来从事考古工作得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态，还要有一个好的贤内助。说到您的家人，考古界的都知道，您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从事了考古事业，他们干得非常好！这应当和您的言传身教有关系吧？
佟：他们俩啊！小时侯我就要求他们好好上学！后来干考古了，我就提醒他们，研究要先从具体的工作做起，从田野发掘、整理、摸陶片开始，对一个文化、一个地区了解深入以后，再对宏观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和研究。具体的以后让他们自己给你讲，好吗？
郭：那好吧！非常感谢您跟我聊了那么多！我想您对您孩子的建议也是我们年青人应当牢记的，再次谢谢您！
佟柱臣简况
佟柱臣，辽宁省黑山县人，满族，1920年3月生。1939年考入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系，1941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5年进入国立沈阳博物院任副研究员，1949年进入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先后任副设计员、陈列部副主任、考古部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196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一室（新石器时代）副主任。1978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教授。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1981年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之聘，任考古学卷中国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编写组副主任。1985年应中国民族史学会之聘，任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以对社会科学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国务院颁发的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博物馆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东北地区考古及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共计400余万字。
佟柱臣著作目录
专著
1．《龙山文化》，（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65年本，1982年本。
2．《中国历史的童年》（与贾兰坡、安志敏合著），中华书局，1982年。
3．《西团山考古报告集》（主编），江城文博丛刊第一辑，1987年。
4．《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5．《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获得1992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6．《中国新石器研究》220万字，巴蜀书社，1995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推选为优秀学术专著，拨专款出版，编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7．《医巫闾山诗集》，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8《中国考古学要论》名师讲义丛书 鹭江出版社 2004年。
论文
1．《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第2辑，1942年。
2．《凌源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调查》，《热河》第四辑考古资料编，1943年。
3．《凌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察》，《盛京时报》，1943年6月13、15日，第五版。
4.《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建国教育》，1943年。
5．《热河の土俗》，《满洲民族学会会报》，第2卷3号，1943年。
6．《吉林乌拉街史迹》，《盛京时报》1943年7月9－14日连载，第四版。
7．《热河先史文化与赤峰红山》，《盛京时报》1943年8月25－31日连载，第四版。
8《罗李两先生访问记》《盛京时报》1943年。
9．《先史学宜如何研究》，《盛京时报》1943年11月5日、11月9日，第四版。
10．《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发掘通信》，《盛京时报》1944年8月18日－20日连载，第四版。
11．《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讲话》，小山富士夫讲，佟柱臣译，《盛京时报》1944年8月22日，第四版。
12．《热河の先史遗迹》，《北方圈》第3卷4、5号，1944年。
13．《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沈阳博物院专刊《历史与考古》第一号，1946年。
14．《东北旧石器时代问题》，《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第一期，1947年。
15．《东北自然环境与史前文化区——论东北新石器时代》，《辽海引年集》，1947年。
16．《北京特种手工艺品展览介绍》，《凯旋》，1948年。
17．《吉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通讯》1955年2期。
18．《反对考古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19．《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考古学报》1956年1期。又收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学报》1957年2期；又收入夏鼐编：《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历史教学社，1964年。
21．《吉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种类型》，《考古学报》1957年3期。
22．《赤峰东八家石城址勘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6期。
23．《向博物馆界进一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8期。
24．《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
25．《考古材料的陈列》，《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年。
26．《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常识》，《文物知识讲座》，《文物》1959年1－2期，1960年5、7－10期。
27．《记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考古学讲座》，《文物》1959年2期。
28．《记苏联历史性博物馆》，《文物》1960年4期。
29．《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几个特征》，《考古》1960年5期；又收入夏鼐编：《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历史教学社，1964年。
30．《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0年10期；又收入夏鼐编：《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历史教学社，1964年。
31．《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以东北考古发掘团名义发表），《考古学报》1964年1期。
32．《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1975年4期。
33．《从二里头类型试谈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6期；又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教研组编：《考古资料选辑》，1978年。
34．《学习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的伟大学说》，《考古》1976年3期。
35．《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管辖和其他》，《文物》1976年7期。
36．《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与王泽庆合写，《人民中国》（日文版），1978年11期。
37．《仰韶、龙山工具的工艺研究》，《文物》1978年11期。
38．《新的发现、新的年代测定对于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期。
39．《夏代和夏文化的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2期；又收入《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40．《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4期。
41．《<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黑龙江省文物丛刊》1981年创刊号；又收入《渤海的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
42．《从考古材料看汉、唐对西域的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4期。
43．《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历史研究》1981年6期。
44．《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及今后的展望》，《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五辑，1982年。
45．《新发现的两份石刻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2年。
46．《东北历史和考古中的几个问题》，《东北考古与历史》丛刊第一辑，1982年。
47．《仰韶、龙山文化的工具使用痕迹和力学上的研究》，《考古》1982年6期。
48．《龙山文化》，收入《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的童年》，1982年11月。
49．《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贡献》，《黑龙江省文物丛刊》1983年1期。
50．《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1983年2期。
51．《薛家岗文化生产工具的研究》，《安徽文博》总第3期，1983年。
52．《悼念公符先生》，《辽宁文物》总第5期，1983年。
53．《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考古与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1期。
54．《<渤海简史>评介》，《光明日报》1984年8月15日，第3版。
55．《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促进史前考古的科学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4期。
56．《为什么要研究几千年前的盆盆罐罐》，《文物天地》1985年1期。
57．《从中国民族考古和历史中看到的几个问题》，《民族文物工作通讯》，1985年。
58．《从考古学物质文化上观察中华民族融合的痕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2期。
59．《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史前研究》1985年2期。
60．《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2期。
61．日本木夏保明译：《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の法则と中国文明の起源を论じる 》，《考古学论集》第3集，考古学を学ぶ会 ，1990，大阪市 文堂 房。
62．《中国中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3．《龙山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4．《中国北方八省市考古论著汇编序》，《中国北方八省市考古论著汇编》， 出版社 1986年。
65．《成吉思汗皇帝赐丘处机圣旨石刻考》，《文物》1986年5期。
66．《唐慕容威墓志考》，《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67．《佟柱臣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刊》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68．《东北民族史与东北考古学中的几个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2期。
69．《渤海国海路考》，《太平洋》1987年1期。
70．《西团山考古报告集序》，《西团山考古报告集》，吉林市博物馆，1987年。
71．《一九五Ｏ年西团山发掘报告资料摘录》，《西团山报告集》，吉林市博物馆，1987年。
72．《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的学术价值》，《大连文物》，1987年2期。
73．《新乐遗址新石器的考察》，《辽海文物学刊》（辽宁省博物馆建馆40周年纪念特刊）1989年1期。
74．《广西大石铲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建馆30周年纪念专刊）1989年13、14期。
75．《磁山文化工具的个性》，《磁山文化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又收入《磁山文化综览》，《武安文史资料》第五集，1997年9月。
76．《中国新石器时代复合工具的研究——为纪念尹达先生诞辰80周年而作》，《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77．《当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的一些新迹象》，《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并编入《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78．《论辽瓷的几个问题》，《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79．《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工具的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80．《巴与蜀考古文化对象的考察》，《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
81．《<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评介》，《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
82．《夫租秽君银印考》，《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83．《从考古学上看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84．《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11期；又收入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下，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文物出版社，2002年。
85.《金代官印集序》，景爱编《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86．《辽墓壁画反映的契丹人生活》，《辽金史论集》第五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
87．《郭家村下层新石器的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
88．《佟柱臣在北京东周山戎文化考古成果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89．《唐书吐谷浑传补证》，《中华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
90．《李文信考古文集序》，《李文信考古文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91．《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3期。
92．《新石器时代玉器 大汶口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 龙山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93．《良渚文化玉器的考察》，《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94．《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95．《革命本色 儒家风度 渊博学识——纪念武伯纶教授诞辰92周年》，《纪念武伯纶先生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96《鲜卑史研究序》，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97．《读<西团山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8日第3版。又收入《博物馆研究》1995年2期。
98．《怀念陈述先生》，《陈述先生纪念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
99．《喜见中国出土的第一块乌丸石刻——为纪念<辽海文物学刊>创刊10周年而作》，《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2期。
100．《金毓黼著<静晤室日记>书后》，《历史研究》1998年6期。
101．《我与中国新石器研究》，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二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
102．《辽阳金毓黼先生》，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
103．《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学术问题》，《神农文化 稻作农业起源与炎帝文化暨第三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4．《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50周年笔谈》，《考古》2000年7期。
105．《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
106．《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和朝鲜北部青铜短剑的研究》，《文物》2001年8期。
107．《喝粥足矣 奋进为乐》，《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8日。
108.《大唐王玄策天竺使出铭考》， 霍巍 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109.《裴文中先生二三事》， 高星 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 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110.《从考古学与历史学上看鲜卑人西徙的足迹》，《考古与文物》2004年 增刊。
